在北京冬奥会上，有这样一批活跃在运动员身边的反兴奋剂领域志愿者，他们经过重重选拔，在比赛中时刻协调运动员进行反兴奋剂检查，成为纯洁冬奥的“监督员”。

“成为一名反兴奋剂领域志愿者，需要通过重重关卡，取得资格证才能上岗。”来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郭文杰说，在报名成为志愿者后，首先要通过奥组委中英文面试并学习国际兴奋剂检查机构（ITA）的英文课程，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证书。接下来要参加在校内进行的反兴奋剂专业培训并通过考试。通过后还需要参加反兴奋剂实操培训，并通过全英文模拟实操考试，至此才初步具备反兴奋剂领域志愿者的能力要求。一个环节成绩不合格，就会被直接淘汰，没有第二次机会。粗略计算，全部考核下来需要进行八九场考试，近1000道题目。

即使通过了考试，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岗前，志愿者团队还要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头脑风暴，他们搜集了历届奥运会上发生的突发状况，两人一组全英文模拟了近100场在和运动员沟通时可能发生的场景，根据这些场景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应急预案。同时，志愿者们还必须对冬奥会反兴奋剂领域的18项政策进行充分了解并熟记于心，确保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不出意外。

面对众多的运动员，语言是第一道关。在和运动员们沟通时，他们全程都必须使用英文交流。

“在以往参加的志愿活动中，可能只有几个场景需要使用英文，但是这次志愿活动很长时间都处于英文的语境中，确实是不小的考验。”每次接到任务后，志愿者们就出发寻找运动员，并将其带到指定地点进行检查。通知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查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包括讲解政策、告知权利和义务、填写必要的文件等，但有时候气氛也会比较活跃。由于反兴奋剂检测的严肃性，很多运动员会稍显紧张，在检查的路上他们也会和志愿者聊天来放松。“一些运动员们很友好，他们会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以缓解紧张的情绪，比如用中文讲述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平时的衣食住行等，我们也会有所回应。”

由于经常在运动员身边，志愿者们还会为冬奥村的外国朋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在前不久，国际奥委会委员费利西特·鲁韦马里卡女士（Felicite Rwemarika）突然肩伤发作。由于口音较重，在求助时好几位志愿者都没有听懂鲁韦马里卡女士的表述。当时郭文杰正在冬奥食堂等同学，他看到鲁韦马里卡女士疼痛难忍的样子，便出手相助。在仔细分辨口音，弄明白她的情况后，仅用10分钟就将她送到冬奥村内的应急诊所进行治疗。在诊所里，郭文杰用流利的英语准确地翻译着鲁韦马里卡女士的过往病史，尽心协助医生进行深层肌肉刺激治疗及热敷治疗。在鲁韦马里卡女士的急痛症状缓解后，他还贴心地为其预约了后续治疗，并将其送到了乘车点。

作为闭环管理的志愿者，反兴奋剂领域志愿者团队住在昌平区，距离比赛的冬奥村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为了赶在运动员们起床前联系到他们，早起成为了反兴奋剂志愿者的标配。“03:30”是一个十分固定的时间，当其他人还在沉睡中时，这些志愿者必须忍受住巨大的困意，在刺耳的闹钟声中醒来，每天凌晨4点准时出发。到达目的地后还需要换装、消杀、准备物资，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

“看不到精彩的比赛，听不到欢呼和呐喊，我们的日常就是从酒店到冬奥村，两点一线，走的还是地下通道，确实挺枯燥的。”郭文杰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6点之前一定要找到当天被检查的运动员，否则就会耽误检查进程。相比于开幕式的志愿者、比赛现场的志愿者、颁奖广场的志愿者，他们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