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9 12:50
藏品: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有关部门多方查找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这一重要革命文物。后经了解,此物已由绞杀李大钊同志的京师看守所移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最终,在监狱西北角一个荒凉院落的铅皮棚子下发现了绞刑架,由于体积较大,经拆卸钢板后运回博物馆。绞刑架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底座长239厘米,宽174厘米,通高234厘米,为金属材质。
1927年4月29日,《晨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付祖舜、王振南、周启曾(周系卫戍总司令部法官),检察官杨耀曾分左右坐。依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庭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各党人均未戴刑具,亦未捆绑。下车以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时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行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这位第一个登上绞刑台“从容就死”的革命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这一年,他刚38岁。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铁质绞刑架,如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的重要展品,它为我们讲述了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印发的“安国军总司令部组织临时军法会审”名单。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童年:“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年的李大钊在家乡接受了启蒙教育,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也是在这里,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开始萌芽。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立志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在日期间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出兵青岛,1915年又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抗议活动,还起草了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他说:“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这激昂的文字很快传遍全国,极大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而留学期间,李大钊也开始接触、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李大钊。
1916年,李大钊留学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冬,他参与主编《新青年》,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并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问题。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渐趋成熟。
当确定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之后,李大钊开始身体力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摇旗呐喊。1918年年初,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参与了很多进步社团的组建工作。他还在1919年7月召集北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影响和推动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曾回忆说,在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他直接得到李大钊在思想上的帮助,“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期间,他还先后创办、主编、编辑了《言治》《法言报》《民彝》《晨钟报》等十余种报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甚至将《新青年》6卷5号编辑为“马克思主义专号”,为的就是要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中国的革命者和有志青年,必须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1921年年初,在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条件日益成熟。3月,李大钊会见了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共产党维金斯基等人,随后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壮举。当陈独秀写信询问李大钊要建立政党的名称时,李大钊即刻回复:政党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同年秋,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虽然李大钊因故未能参会,但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贡献之巨彪炳史册。此后,李大钊开始领导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根据组织决定,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参与了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1926年,他参与领导了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三一八”请愿活动,遭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白色恐怖笼罩京城。
1927年5月11日,奉系军阀政府京师警察厅为执行李大钊等20人死刑事致京师高等检察厅的公文。
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京师警察厅致京师高等检察厅的公文记载,李大钊等30余人是在1927年4月6日,于东交民巷俄公使馆附属房屋内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逮捕的。他的夫人赵纫兰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也于当日被捕。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一共关了22天。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逼供,施用了电椅、老虎凳等种种酷刑,还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李大钊仍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在狱中写下了自述,共有三稿,也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自述中,李大钊回顾了自己壮烈、革命的一生,表达了坚定的爱国之情和伟大抱负;为了迷惑敌人,他还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出于保护战友和党的机密的目的,他并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在《狱中自述》的最后,李大钊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向奉系当局提出,“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表达出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李大钊(中)和路友于(左)、张挹兰(右)烈士蒙难时合影。
4月28日,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敌人将李大钊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陶永立、郑培明、李崑、阎振三、吴平地、方伯务共20位革命者一齐绞杀。这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在这张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行刑当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毫无惧色。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
黎锦熙保存的刊登李大钊遇害消息的剪报。
4月29日的北京《晨报》等报刊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神色未变,从容就死”的评语,恰是对这位共产党人极好的写照。
李大钊被害的当晚,其夫人赵纫兰母女3人被释放回家。李大钊虽为北大教授,却将薪金大部分用于革命事业和支援学生,以至于身后家中贫苦。直到1933年4月初,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才得以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1933年,河北革命互济会印发的《河北革命互济会为公葬无产阶级导师李大钊同志宣言》。
4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公葬仪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河北革命互济会印发了《河北革命互济会为公葬无产阶级导师李大钊同志宣言》和传略,称他是“共产主义最忠实的信徒和坚决的执行者”。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李大钊后来被安葬在由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北京万安公墓,刘复(半农)曾撰写碑文。
1983年10月,在李大钊诞辰9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碑文由胡乔木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赞誉他“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李大钊曾在《青春》一文中,以忧国忧民之心号召青年努力奋斗。而他本人,也同样本着爱国主义精神,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奋不顾身,将一生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革命事业。他信仰坚定,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李大钊同志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李大钊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他写给杨子惠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是他一生精神风范的最好诠释。
(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文物中的红色基因·信仰忠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