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至31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网络会议形式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综合评议，评委投票选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这些发现有的填补了此前研究空白，有的纠正了千年认知误区。正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所言，“考古工作不是挖宝，更多的是解决一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揭示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历程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的气候条件给古人类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人类对青藏高原征服及适应进程也是困扰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2019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团队在川西高原展开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于2020年5月份发现皮洛遗址。

地层及部分遗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认为，该遗址之所以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原因之一在于其巨大的面积：遗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极其罕见的大型遗址，“简直就像是首次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赵辉说，考古团队对遗址的发掘很慎重，只挖了其中的200平方米；然而，即使在这样小的面积里，已发现了7个地层的堆积，“这揭示了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过程。”

此外，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赵辉解释，阿舍利技术是发源于北非、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石器工艺技术，传统上认为，该技术向东传播时止步于印度。“新的发现完全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对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发现早期玉石加工基地

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南、白河西岸。赵辉介绍，这是一处中心性聚落的遗址，跨越年代很长，主要集中在仰韶文化的中期以及之后的屈家岭文化这两个阶段，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

仰韶早期墓与玉料

该遗址距离中国产玉名山——独山约3千米，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关证据。不完全统计，遗址共出土玉器50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等，还有大量的玉料、石器、陶器与少量玉器原地保存。赵辉说，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开发优质石器石质材料的证据。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首次发现4700年前大型房屋基址

4700年前的“豪宅”什么样？鸡叫城遗址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的这一空白。

半圆形木柱及木柱上的两侧斜穿孔

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地处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西南距城头山遗址13千米。考古中，工作人员在城址西部发掘区发现了多处大型建筑台基，其上有多组不同时期的大型建筑遗迹，以屈家岭文化二期早段的F63规模最大、保存最好。该建筑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基本上坐北朝南，主体建筑长42米，宽10米，从东到西面阔5间共7室，室内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高达600余平方米。专家初步推测，F63应为高等级建筑，可能具有公共属性，对它的复原工作已经展开。经碳14测年，再结合地层堆积综合判断，F63距今至少约4700年。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

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而滕州岗上遗址时代就是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陈星灿认为，该遗址的发现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提供了非常丰富、非常扎实的考古材料。

北区大汶口文化中期房址

他介绍，遗址上发现的墓葬规划有秩，分成大中小墓，“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随葬100多件、甚至数百件的器物，这是过去非常罕见的，表明整个社会高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某些少数权贵手里。”陈星灿说，这些发现为我们更详细地揭示了社会分化的过程。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广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陈星灿说，这些发现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遗址的祭祀体系、祭祀系统、祭祀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新出土的文物进一步实证和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700字长文再现秦楚纵横

战国晚期至汉代初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时代，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项目去年发掘的116座墓葬，其年代跨度恰好位于这个历史区间，尤其是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再现了战国后期列国风云际会的历史场面。

M225葬具木板画.

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其出土的战国晚期木觚全文约700字，以典型的秦隶书法写成，记述了谋士游说秦王、劝其知足停战的内容，提供了一幅战国后期东方诸国与秦争斗斡旋的历史画面，而这些内容并不见于传世记载。专家认为，其形制罕见，内涵丰富，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是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

考古中还发现了一批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是中国艺术史与思想史上的重要发现。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纠正千年错误认知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逝，葬于霸陵，不起封土。因此，霸陵究竟在哪里，成了千古之谜。

江村大墓K27三维正视影像图

元代传世文献记载，霸陵在凤凰嘴。2011年开始，考古队对凤凰嘴展开调查勘探，但始终没能发现墓葬痕迹。等再次复核勘探于2006年在窦皇后陵西侧发现的江村大墓时，“霸陵”之谜才逐步揭开。考古发现，江村大墓是一座“亞”字形特大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专家表示，汉文帝霸陵的确认，纠正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千年误会，使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为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提供了新资料。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揭示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

吐谷浑，这个史书中只有零星记载的高原古王国，这几年呈现给世人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这得益于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挖掘。

慕容智墓出土翼兽纹、凤纹锦半臂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2019年发掘的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2020年，考古专家大规模调查后，新发现和确认23座吐谷浑王族墓葬。2021年，考古队员发掘3座墓葬，出土文物290余件，尤其是发现了《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首次确认吐谷浑篷子氏家族墓地。

“原来我们认为西北相对落后，结果发现他们的随葬器物非常丰富，尤其是丝织品，已经发现的丝织品种类有将近10种，让我们看到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该遗址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上，所以，为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有专家认为，该墓群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再现唐代边塞生活图景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西立面 西至东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介绍，遗址出土的文书是迄今为止考古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遗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场景。“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闫亚林说。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揭开“明中都”形态之谜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洪武二年（1369年）诏建，六年后以“劳费”为由罢建时已初具都城规模。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对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出土的部分琉璃瓦当

专家认为，宫殿布局和结构的廓清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