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104岁的伊莎白·柯鲁克荣获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勋者多为外国政要，唯有伊莎白是在中国做着平凡教育工作的教授。颁奖词说：“伊莎白·柯鲁克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做出杰出贡献。”

今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出版，献给107岁的伊莎白，也献给为新中国奋斗的一代国际友人。

“百年人生，每一次选择都是中国！”由作家谭楷撰写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讲述了1915年出生的伊莎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献身中国教育的人生历程。

诞生在成都的“素梅”

20世纪初，伊莎白的父母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扎根成都。他们分别参与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和成都弟维小学、第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盲聋哑学校。1915年12月15日伊莎白出生在成都，父母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素梅”。

4岁时伊莎白回到加拿大由外公外婆抚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6岁的伊莎白随父母回成都上小学，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她在学校的游泳池和附近的河流里学会了游泳，103岁时还能在北戴河享受游泳的乐趣。1932年伊莎白进入父母曾就读的多伦多大学，学习儿童心理学。她读到了美国《国家地理》上关于中国女儿国与东巴文化的文章，还读到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被中国西部的丰富、美丽和神奇所吸引，于是研究生阶段改学社会人类学。

1938年，伴随着抗日的战火，23岁的伊莎白回到四川开始田野考察。她走进雪山峡谷、激流险滩、云雾中的山寨。她背着纺车、坐着溜索、渡过岷江，为村寨带去现代的纺线技术。后来她所撰写的《兴隆乡——华西红色盆地中的田野调查》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一起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之作。

情定泸定铁索桥

1940年，伊莎白认识了后来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大卫·柯鲁克。

大卫·柯鲁克1910年出生在英国，193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34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回到英国加入英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斗中负伤。他在养伤时，目睹白求恩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当护士说血液不够的时候，白求恩把袖子一挽，厉声说：“快抽我的血！”就在这一时期，他还读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尤其是长征中勇夺泸定桥这一章让他深受鼓舞。

1938年，大卫·柯鲁克被共产国际派到了上海，1940奔赴后方，去往位于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大学教书。离开上海前有一位美国朋友预言说：“你到了内地不是和传教士的女儿结婚，就是和中国女人结婚。”柯鲁克回答说：“那么一定是中国人。”没有想到，预言成真了。因为柯鲁克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挚爱伊莎白，既是传教士的女儿，也是“中国人”——一个一生爱着中国、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人。

柯鲁克对伊莎白一见钟情，柯鲁克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经历，也让伊莎白极为钦佩。

1941年，柯鲁克跟伊莎白相约去《红星照耀中国》里所描绘的泸定铁索桥看看。伊莎白回信说：“我们约好7月23日下午在泸定桥相会，你若能按时到那里，我将接受你的求婚。”因为走的路线不同，在约定的日子里，伊莎白先到了，柯鲁克直到黄昏才出现。两个年轻人走过铁索桥，走到尽头的时候，柯鲁克大喊：“我要当着大渡河的面向你求婚。”两人热烈相拥。大渡河见证了两个年轻人纯真炙热的爱。

“二战”爆发后，伊莎白·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回英国参军，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二人在战火中的伦敦结婚。伊莎白·柯鲁克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二战”爆发后，伊莎白·柯鲁克回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摄于1945年）

重返中国当老师

因为伊莎白在“二战”期间加入了加拿大妇女军团，退役后得到两年的资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始社会人类学博士阶段的学习。而这时柯鲁克也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他们俩都有美好的学习计划。但在1947年底，伊莎白和丈夫柯鲁克毅然选择回到中国。伊莎白说：“那里是历史正在发生的地方，作为人类学研究者能置身于历史发生的地方，真是幸运。”

1947年夫妇俩经香港、上海、天津进入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见证了人民日报的创业，目睹了土改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18个月的工作使他们决定一生都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与创办中央外事学校，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中央外事学校位于距离石家庄30多里的南海山村。夫妻两人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没有钢笔就用高粱秆。当时钢笔尖都是通过地下渠道送到学校来的，铅笔也很宝贵，要用到手指头都捏不住，再卷上纸筒当笔杆继续用。两个人讲课非常注意将英语学习与生活相结合，总是和蔼可亲地为学员解答问题。日常生活中，他们就像当地的农民一样，蹲在村头或坐在门口的大石墩子上喝着粗劣的棒子面、野菜粥，住低矮简陋的农舍，睡硬邦邦的土炕。

柯鲁克夫妇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考察。（摄于1948年）

参加开国大典的间隙奶孩子

1948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学校的师生奉命北迁。伊莎白因为怀孕了就先留在石家庄休息。学校在良乡复课之后，才乘坐军用卡车，前往北平。

1949年2月3日，伊莎白和同事一起登上前门箭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仪式。群众们跟解放军战士亲切握手，往车身上贴标语，车上贴不完的标语就贴在战士身上。夹道欢迎的群众非常热情，有人送水有人送干粮，有人把煮好的鸡蛋往解放军战士怀里塞。伊莎白带着肚子里的宝宝一起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盛大入城式。

1949年8月4日，大儿子出生了，柯鲁克夫妇给儿子起了一个与卡尔·马克思同名的小名“卡尔”。

9月下旬夫妻俩受到邀请出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但是吃奶的孩子怎么办呢？总不能抱个娃娃去观礼台吧。经过商量，他们决定让伊莎白在观礼的时候暂时离开，穿过东长安街，到中央外事学校临时驻所东交民巷去给娃娃喂奶。

这一天，夫妻俩望着天安门城楼听到了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观礼的过程中，在游行队伍的空隙里，伊莎白穿过长安街一路小跑到了东交民巷去给孩子喂奶。

怀抱着可爱的孩子，伊莎白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

带着小马扎上外语课

新生的共和国对外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中央外事学校更名为外国语学校。当时学校没有课桌，同学们一人一个小马扎，膝盖一并就是课桌。生活上师生都一样，睡硬板床，穿布军装，实行供给制。柯鲁克夫妻每次上课铃响就拎着小马扎，夹着写有备课提纲的黄草纸来给同学们上课。还喜欢带着学生去工厂、农村、风景名胜、历史古迹等实地考察，将语言学习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伊莎白和柯鲁克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还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材，编撰《汉英词典》。

夫妻俩在北外工作半个世纪之久。（摄于1994年）

上世纪80年代，柯鲁克夫妇退休后多次深入新疆、内蒙古等地义务讲学，不住宾馆，不要任何报酬，不要小车接送。

同时，伊莎白出版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等 人类学专著，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百岁前后的10多年里，伊莎白仍一直在为促进中国和加拿大民间友好而积极奔走。

伊莎白说，感谢父母把自己生在了中国。“我很幸运见证了伟大的时代，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谭楷采访伊莎白

作家谭楷

1943年生，四川成都人，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著有《让兰辉告诉世界》《我是大熊猫》《枫落华西坝》等。其中，《让兰辉告诉世界》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枫落华西坝》入选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枫落华西坝》讲述了一群加拿大的医学精英在百余年前远赴中国，与美、英同行筚路蓝缕，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故事。

最新作品《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历时三年采访创作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