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老北京的四合院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顾问。起初，组织上将弓弦胡同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旧宅、一座条件很好的日式建筑分配给他一家居住， 可马海德却并不喜欢这里。在他看来，在北京，要住就住四合院，那才有中国特点，以后接待外宾，也可以让他们看看什么是地地道道的北京房子。

此时，恰好后海北沿24号院的房子空着，这里原是醇亲王府管家几个兄弟的住房。1950年，国家用200斤小米和200匹布买下了这里。马海德夫妇去看房，只见小院不大，有廊有檐的平房，不过因为年久失修，又破又旧，地上的烂泥足有一寸厚。谁知马海德一看就相中了这里，高兴地说：“对，这才是北京房子。而且这里离卫生部近，上下班也方便。”见到妻子还有些犹豫，他赶紧凑过去说：“北京的老百姓大多住胡同，男女老幼，什么样的人都有，这对行医很有帮助。”于是，马海德一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这座小院。

小院大门最初朝东，有4户人家，马海德一家住在后院，出入十分不便，但他一直没提，直到1964年叶剑英来这里看望他，见到了如此的居住情形，把情况反映了上去，迁出两户人家，与其余两户砌隔断墙。这样，马海德的住所才改为独门独院，大门朝南，面朝美丽的后海。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家的房子被震裂了，组织上建议他换个地方，并为他安排了一座有花园、假山和月亮门的大房子，可老两口觉得房子漂亮是漂亮，但孙子、孙女都小，哪里住得了那么大的房子！便谢绝了组织上的好意。

见马海德不想搬家，有关部门提议在后海24号为他建一座二层小楼。当征询马海德意见时，他坚决地摇摇头：“还是四合院好，四合院在国际上都是有名的，我不要改变。”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四合院这种建筑，在中国也很少了，你们怎么不考虑。再说，我们紧靠海边住，不能把海遮住。真要盖楼，在后边远处盖，咱们得考虑什刹海的整个规划格局。”在马海德的坚持下，翻修后的房子仍是四合院，有座二门，北房5间，东侧3间为餐厅，西侧2间为卧室。东厢房3间，北侧1间为英文秘书办公室，另2间是客厅。西厢房3间为子女居室。

自打搬进小院后，马海德便经常为街坊邻居看病送药，相处得很好。后海老街坊说，那会儿经常可以看到马大夫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衣裤、 一双中式圆口布鞋在后海遛弯，还时不时跟邻居们聊上几句。晚上得空儿的时候，他会逛逛海子边上的“鬼市”，淘换淘换老物件，哪怕肚子不饿， 也会买点儿小吃，边吃边看热闹。

洒向人间都是爱

马海德是治疗皮肤病的专家，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皮肤病和性病防治工作中。1949年11月的一天，马海德对妻子说：“今天晚上有任务，不用等我。”这项没有告诉妻子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北京封闭妓院行动。行动定在午夜时分，解放军包围了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突击进入妓院，随后进去的是医生和医务人员。

面对又哭又闹的妓女，马海德告诉她们不必害怕：“我们只是医生来给你们治病的。你们的病好了，就可以回家。”在他看来，“那些姑娘其实大多数还是孩子”。经过马海德和其他医生、护士的检查，发现在1000多名妓女中，有98%的人患有性病。为了帮助她们，他和北大医院院长胡传揆等专家反复研究，拟订了名为“盘尼西林十日疗法”的方案。经集中突击治疗，效果出奇得好。半年后，当集中收治结束时，这些妓女们所患的性病全被治好了，很多人开始有了新生活。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马海德带领医疗队，走遍了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开展性病的防治工作。邻居们经常看到他手提行李箱，匆匆出门而去，多日后又风尘仆仆地回到后海小院。由于他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到了6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了性病。随后，他又率领医疗队深入广东、福建、江西、江苏的山区和海南地区，向麻风病宣战。为此，他倾尽了后半生的心血。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海德也受到了冲击，被调到阜外医院当医生。在这个特殊时期，他坚持在一线出诊，为老百姓精心看病。

1969年的一天，王先生抱着4岁的小女儿，坐在阜外医院皮肤科的楼道 里。女孩已经病了半个多月，身上、手臂上、头上都长了成片红疹，又疼又痒。

随着叫号，王先生抱着孩子走进了诊室。看到坐在诊台旁的是一个50多岁，穿着白大褂的洋大夫，虽然有些疑惑，但王先生也顾不了这些了：“ 大夫，您快给瞅瞅，之前的大夫说是牛皮癣，给开了药。抹了几天，孩子疼得直哭 ，病却越来越重了。”马海德请他坐下，拿起放大镜，仔细查看女孩的头皮、手臂，又按了按孩子头上的疹子，眉头越皱越紧，边摇头边自顾自说着：“牛皮癣？不对 啊……”沉思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说：“你等一下，我给她开些药。”

开了处方、写下医嘱后，马海德让王先生去拿药。药取回来后，马海德一边给女孩上药，一边操着带点儿陕北口音的普通话耐心地教他们怎么用。他特意说得很慢，就怕王先生听不清。回到家后，按照马海德的方子， 王先生给孩子上了四五天药。药水还没用完，孩子的病就已然全好了。这件事儿，王先生记了半辈子。若干年后，看到电视上的介绍，才知道这位洋大夫就是马海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海德重新投身防治麻风病的第一线。尽管他的身体已不是很好，但依然为麻风病防治工作奔走。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 中国麻风病人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他在很多场合不断地说：“防治麻风病必须让全世界都动员起来，寻求多方合作。”为了筹集麻风病防治基金， 他创办了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1986年，马海德获得在生理学和医学领域声誉卓著的艾伯特·拉斯克奖。褒奖文上说：“马大夫的贡献之重要性， 能与消灭黄热病和鼠疫相比，而作为公共卫生控制性病的模范，是独一无二的。”1987年，他荣获世界麻风病防治最高奖——国际甘地奖。从新中国成立到马海德去世前，经过30多年的积极防治，中国基本控制了麻风病。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协和医院病逝。临终前他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还住在后海北沿小院，当年他种下的葡萄，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