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技开展外交历史悠久，古而有之。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外交舞台的一部分。近年来，“科技外交”的概念在决策者的话语和实践中逐渐形成。

“科技外交”这一词汇是进入21世纪才产生的。目前，科技外交尚未形成固定的定义。200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和英国皇家学会联合发布名为《科学外交新前沿》的会议报告。会议提出科技外交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维度：science in diplomacy, diplomacy for science, science for diplomacy。science in diplomacy是指外交中的科技，科技如何为外交政策提供信息和建议；diplomacy for science是指外交活动如何促进国际科学合作；science for diplomacy是指科技合作如何帮助国家间改善外交关系。目前，这是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在科技外交的背景下，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被认为是科技外交制度化的早期典范。随着科技外交实践的深入发展，科技外交的领域逐渐丰富。气候外交、卫生外交、环境外交、北极外交、水外交等重点领域的科技外交不断出现。

实际上，科技外交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冷战期间，在美苏对抗的前提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国际组织为东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渠道。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二十世纪80年代，科技在美国和前苏联之间、中国之间扮演了桥梁的角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后科技外交逐渐为各国所重视。在科技和外交的实践中，科学外交有效缓解了国家间冲突，增进了全球理解，为相互尊重奠定基础，并增强了国家外交能力。

当今时代，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地图，重塑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和引领发展，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选择。40多年来，科技外交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科技外交成为中国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创新开放合作迈出主动布局的历史性步伐。随着亚洲继续崛起，并确立自己作为国际发展的新重心。提高我国的影响力，不仅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开展科技外交大有可为。

一是发挥我国的科技优势。科技实力不仅是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也是实现国家外交目标的有效工具。国家外交事务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科技问题，许多“非科技问题”也需要科技外交来寻求务实高效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二是灵活运用国际舞台的多主体参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不断深入和全球性挑战的日益严峻凸显了加强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在这次全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国际合作中，我国政府和人民展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为全世界抗击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展科技外交，要灵活运用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团体，也要充分开创我国“草根”参与“全球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局面，在世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做出显著地贡献。同时，海外华侨华人是我国开展科技外交的宝贵财富和独特优势。

三是加强政府机构、大学和智库等长期稳定的联合研究。展望未来，科技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将更加需要科技外交的重要作用。要把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结合起来，建立长期的可持续的交互研究。科技外交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科技外交实践能够和理论保持有效地互动。

（作者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乌兹别克斯坦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臧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