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亮最新长篇小说《燕食记》近日与读者谋面，他以40余万言的篇幅、宏阔的笔力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从香港到北京，葛亮这几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周遭一直都在变化，但是我创作的基本原则没变。”葛亮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想写“吃”的小说，由来已久

《燕食记》是葛亮继《北鸢》《朱雀》后潜心耕耘的全新长篇小说。该作沿着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为线索，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以细致入微的文笔，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堪称呈现粤港澳历史文化版图的精心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该作不仅是一部岭南地区的饮食流变史，更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立足史，葛亮以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露露等为代表的五代厨人的命运遭际，写出了普通中国人心中最朴素真挚的家国情怀以及心存向往、溯流向上的风骨。

葛亮说：“食物给我们带来一种感怀，相对于其他物质的遗留仿佛是短暂的，但是食物情感层面的意义在于，它是可以被复刻的，就像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或密码一样，会被传递。一个人的记忆可以被食物定义，甚至于一段非常浩大的历史也可以被食物所定格。”莲蓉月饼、虾饺、叉烧包，一道道美食背后，有手艺人的坚韧、坚守，更有中华文化血脉里的持守、求变。

《燕食记》正是从粤港吃茶点的习俗生发开来，不仅博古通今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宏博精深的饮食文化，且深刻探讨了在时代变幻、家国逢难之际，饮食是如何安抚人心、凝聚起中国人的精气神的。

事实上，《燕食记》也是葛亮对岭南这块土地的文学回馈。葛亮在岭南生活差不多20年时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岭南的饮食文化结构其实是非常好的关于历史、文化、民生，乃至于所谓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容器，它里面可以装载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更何况，他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的事情了。正如在《北鸢》里，文笙的母亲昭如，在一个饥馑的寒夜说过，“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 

于是，葛亮在完成《北鸢》之后，就开始着手《燕食记》的创作准备，包括案头、田野调查等都渐次展开，而这一年是2015年。和以往一样，葛亮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周期都需要5至7年，这也是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间形成的某种默契，双方彼此尊重，从容迎接着一部作品的新生。

采风6年，写就“岭南梦华录”

这部作品一出生就赢得了热切关注。文学界人士欣喜发现，《燕食记》落笔于饮食，描绘的却是近代百年的中华世事人情，众生百态皆入书中：岭南的气候时令、菜蔬瓜果，漫长的海岸线与山林乡村，天空四野的云霞雨雾、日月星辰，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贩夫走卒，街檐的旗幡、茶楼的招牌，寺院庙宇、亭台楼阁，还有战争、流徙，有朱门的离散萧索，亦有平民的温存安好，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堪称“岭南梦华录”。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盛赞《燕食记》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和把握，他认为，“《燕食记》是中国文学近年来的重要收获，他坚持写人间烟火，大的历史有时候是不经意的，有时候是闪现的，虚构的人物穿梭在纪实的生活之中，读来令人在温馨朴实之中又有惊心动魄的感觉。”阎晶明称赞，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融合度很高、信息量很大、作品的各种元素都很饱满的一个组合的作品。

事实上，从葛亮有《燕食记》的创作意图开始，6年里，他走访了粤港等多个地区进行采风。他甚至常常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顾客，去感受厨师们的日常。“这些厨师伴随着行业习惯的持守，还有一些自我封闭的状态，沉浸在自己的生活状态中。”葛亮说，进入他们的工作节奏中，需要和他们产生共情，这样才有彼此的打开。

正是在此过程中，葛亮与陈五举的人物原型相遇了。“他原本是个粤厨，后来转型为本帮菜厨师，在我发现他的过程中，有非常大的触动，甚至说惊喜。”书中，这个人物带着师傅的传承，更饱含着对师傅手艺的忠诚，毅然进入了新的文化体系中，不断求新求变。

坚持实地采风的写作方式，对于葛亮而言已成习惯。葛亮说，这是他写作过程中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他身为学院研究者的一种工作方式。“虽然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但我也因此拥有了快乐和享受，这就够了。”他更认为，这样的选择，不仅对自身，对于读者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因为文学的质地之所以扎实，主要还是因为其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的质感。”

描摹细节，营造历史在场感

《燕食记》有一个细节，陈五举发现师傅有一个虾饺少了两道褶，而这正是师傅给他上的第一课：每一个虾饺，必须包十二道褶。在细腻、安静的细节书写中，文字呈现出动人心魄的力量。对此，葛亮说：“细节的呈现，是一部作品和读者发生共情的重要因素，我们的日常是细节构成，细节里埋藏着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有历史观。”

葛亮直言，他希望这部小说能通过一个个细节，营造一种历史的在场感。“这种历史在场感，不是单一地走进历史的现场，而是更希望在此过程中有所关照和对话。”因此《燕食记》除了有浸润百年历史的一个个虚构场景，还有一个非虚构的线索，便是书中的“我“。

对于“我”，葛亮是非常看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作为历史镜像出现的，他代表着一个今人怎样回望历史的过程。”在葛亮的创作意图中，这个“我”还含有心理的递变，“我”一开始和陈五举探访岭南饮食的过程中，对历史有一些质疑，但随着探访的逐步深入，他后来呈现出和历史同声相和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应有的态度，就是在不断考察、挖掘的同时，进行反思。”

对于葛亮来说，写《燕食记》背后正是深深埋藏着他的反思。“我们现在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急于想知道我们的未来，但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并不在我们触手可见的未来本身，而是在于过去。”他说，每个民族都有自我生长的逻辑，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逻辑有可资借鉴的部分，它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也可以让我们寻求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