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北京日报》迎来创刊70周年。作为伴随她走过三十多年的老报人，我欣喜地看到报社各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关注着报纸版面的不断创新。

1952年5月24日，毛泽东同志为北京日报题写的报头

8月初，日报、晚报同时推出“走市界看首都发展系列蹲点报道”，精彩的文图版面报道外，注明还可“扫码观看”，当读者扫码打开微信公众号，能看到更多现场照片，特别是短视频，十分养眼。开篇话中写道：“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北京壮美的轮廓呼之欲出。如今，我们再沿市界走上一圈，会深刻地感受到，火热的时代赋予了这条线路更丰富、更宏大的内涵。”

为什么是“再”沿市界走上一圈？因为1987年6月，《北京日报》就推出过“在首都边界线上”的系列报道，当时的“编者按”写道：“亲爱的读者，常年居住在首都，您想到过北京的边儿上是什么样吗？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劳动的？各地有哪些风土人情？在这改革、开放、搞活的年代，那些地方又有什么新变化？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阅读本报从今天起刊登的《在首都边界线上》的系列报道。本报记者日前已经出发，将沿着首都边界线，对北京的边缘地带和河北、天津的邻县进行采访报道。”

那个“本报记者”就是我，记得第一篇通讯《永定河上老河兵》，刊发在6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一版。

1987年6月20日的《北京日报》

本文作者李培禹

白驹过隙，“报事”多多。我讲几件亲身经历的往事，算作献给我的“娘家”70华诞的一束小花吧。

逢大事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时，很诧异这根本不像我想象中的一张北京地方报纸，因为我最先接触到的两位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那时，大学生分到报社，必须要到总编室上一段时间夜班，带我的要闻版编辑庄兴昌、徐炳炎，都不是北京人。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每当长夜即逝的黎明时分，夜班编辑要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下清样前“唱稿”（读出声音地把一版从报头的天气预报一直念到最后一个字）时，两位编辑不知不觉地就“侬侬”地出来了上海话。再加上值夜班的副总编辑唐纪宇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让我这个北京小伙儿真不知“身在何处”。夜班工作结束后，我去见一位白班副主任朱大姐，她一开口也“阿拉阿拉”的。我想，包容，就是报社的一种文化。我们虽是地方报纸，却海样胸怀，广纳贤士。

1984年，我当记者刚一年多，就赶上了报社的一件大事：为迎接新中国35周年庆典，报社举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新中国新北京知识竞赛”活动。北京日报拿出整版刊登知识问答题，当天的报纸加印了十万份仍被抢购一空。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报社决定7月8日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搞一场“新中国新北京知识竞赛读者咨询日”活动。

那天是个星期天，一早，六万多群众就拥了进来。当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几乎所有的室内外场馆、场地，全部交给北京日报社使用，文化宫成了知识的海洋。8点刚过，万里、宋任穷、倪志福、邓力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来到读者中间。国家部委的数十位正副部长都来了，他们站在各自部门的“摊位”前，热情地解答着各界群众的提问。报社一位跑工业条线的记者向大家介绍着：“这位是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文学茶座则被文学青年们围得水泄不通，因为和读者座谈、为大家签名的是臧克家、杨沫等一众文学大家。在东配殿书画廊，本报的知名画家穆永瑞成了服务员，因为报社请来了许麟庐、周怀民、白雪石、卢光照、萧劳等书画界大腕。最热闹的是“京郊名优特新”展位，来自大兴庞各庄的万余斤新品种西瓜眼看就要卖光，日报农村部的记者赶紧联系大兴庞各庄供销社的杨主任：“赶紧摘瓜运瓜啊，不怕多！”

穆永瑞（北京日报美术部原主任）

难忘西裱褙胡同34号 穆永瑞 绘

担任这场大型活动新闻报道的，有刘霆昭、刘京钊、赵红和我。诸位都是“京城名记”，只有我是新手。在给整版文章做标题时，我不揣浅陋，说：“我想好了，就叫：我爱你——新中国，新北京！”几位老师竟一致说：“好！就它了。”

那年，还有一件“报事”不能不提。《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采访中看到北京境内的一些长城年久失修，十分忧虑，他率先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呼吁，并为此奔波，不余遗力地发报道，写内参。报社领导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应仅是一个晚报记者的担当，于是决定《北京日报》也加入进来，举全报社之力为长城呼号。这里我披露个情节——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报社总编辑王立行的电话就打过来：“小李，跟我去趟怀柔。”我钻进他的小车才知道，总编辑是要去慕田峪长城看看。我说，没有联系怀柔县委啊。老王说，我们去实地看看，不麻烦人家。那天，我跟着他爬了远远的一段长城，包括几处尚未开放的“野”长城。我累得满头大汗也追不上他，他手摇大蒲扇，笑呵呵地等我。回来后不久，报社就做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的决定，还带头给慕田峪长城捐了款。9月1日，邓小平同志挥毫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动员起来爱祖国、修长城的活动蔓延全国，成效显著。

1984年举办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义演活动 摄影：翟伟

若干年过去，我和文洋都已年过花甲，再登长城，苏老还聊起当年他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取小平题字的情景。警卫人员问：“你找谁？”他说：“我找小平同志，是他让我来取题词的。”哈哈，这真是一段佳话。

苏文洋的工作照，猜他从哪出来 摄影：张风

忆趣事

“报事”多多，趣事难忘。

1990年9月至10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我当时在日报的农村部做记者，与体育根本不沾边儿，却忽然被临时抽调到总编室做夜班编辑，具体就是专门做北京亚运会报道的编辑工作。当晚体育记者的新闻稿、摄影记者的照片发来，由我们挑选、编发，设计版面。为了活跃版面，带班主任杨永安笑谈：“咱这儿有诗人，培禹给配首诗吧。”我当真，即兴写。值班总编辑笑着点头，也当真安排配发在版面上。记得第一次是亚运会开幕当天，摄影记者叶用才发来一张礼仪小姐手捧鲜花欢迎亚洲各国健儿的照片，照片放在一版右上位置，十分养眼，说明文用的就是我即兴写的一首“赞美诗”。

亚运会期间，我当晚即兴创作，第二天见报的还有《金孔雀礼赞——致杨丽萍》《辉煌的时刻——给周玲美》等。高敏夺得跳水冠军的那个晚上，我们几位夜班编辑一边干着手里的活儿，一边注视着电视屏幕里的跳水决赛。当年轻漂亮的高敏纵身起跳，空中完美翻转，然后不着浪花地跃入水面的一刻，几个人都欢呼起来：“哇，满分！冠军！”前方体育记者的稿子还没来，杨永安主任就发话了：“培禹，必须有诗啊！”第二天的报纸版面上，最突出的就是高敏跳水跃入水面瞬间的大幅照片，旁边配发了我赶写的小诗《碧波恋歌——赞高敏》。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的时候，我在日报副刊部做编辑，报社领导又临时把我调到《奥运特刊》上夜班。中国姑娘杜丽夺得第一块金牌的消息传来，我又即兴配诗，刊发在第二天（8月15日）的《北京日报》上。有意思的是，时隔不久，我在著名的水乡周庄与中国射击队相遇，有机会与王义夫、杜丽等奥运冠军聊天儿。回京后我按杜丽给我留下的地址，把载有拙诗的报纸邮寄给了她。

暖心事

回忆“报事”，还有心里话要说。

其实，早在1975年我就给报社写稿了，那时我在京郊农村插队当知青，给我改稿编稿的日报编辑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诗人，当时也是报社发稿最多、写得最好的记者之一。从1975年到我考上大学，再到1982年毕业来到报社，这六七年中，我和老方有过大量通信。他给我来信或回信，有时是用报社的印有“北京日报”大红字的信封，不贴邮票；有时是用自己买来的信封，贴有邮票。久而久之，我发现其中的缘由了：凡是有关工作内容的，比如谈稿件、寄小样、寄报纸等，都是“公函”，他用报社的信封，走“邮资总付”；而谈业余创作、谈生活等与报社无关的事，他一律用自己买的信封，贴邮票后再寄出。后来和他成为同事后，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桌子上还有一摞待用的邮票呢。其实，报社从未有过这么细的规定，老方却一直坚持到他60岁退休！

我们报社的后勤职工一直令我敬重，其实他们是记者的第一读者。我有时写了比较好的稿件，他们会不吝溢美之词，给你很大鼓励。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们的大白话充满了温暖。说件小事吧：一个时期我不写稿了，心情灰溜溜的。一次，复印室一位大姐见到我，问：你怎么不来我这复印资料啊？别人都复印呢，申报高级职称啊！我说不费那劲了，我没戏。她大声对我说：“你没戏谁有戏？赶紧着，你把东西拿来吧，我给你复印。”这话，大姐可能早忘了，但我却一直记着。

说到申报高级职称，还有个小插曲：我填表时有一项是报社领导意见，我的心有点凉，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和主管我的总编辑严力强因为工作刚吵了一架，双方都红了脸。几天后当我从职称办取回申报表，打开一看，领导意见一栏写得满满的，是他“力挺”我的一段高度评价，全然没有一点个人恩怨。后来，力强调任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很少见面了。那年，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得了中国新闻奖，我接到他的短信：“培禹：祝贺你，谢谢你！”“祝贺”是给我的；“谢谢”是他站在领导的高度对我为报社、为北京市赢得荣誉的肯定，他是我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