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学校的风气为之一变，从一些细节中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北大的“学生有时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蔡先生受任校长之后，立即出一布告，说‘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稍后他又出版《北大日刊》⋯⋯学生对于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他也就把这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这样下去，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他的架子了”。蔡元培担任校长后，“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余毅《悼蔡孑民先生》，《责善》半月刊创刊号，1940年3月16日）

▲1920年6月，蔡元培（前排右二）与到北京大学讲学的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等合影

著名书画家、诗人萧劳1917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赶上蔡元培任校长。萧劳曾回忆他亲历的一件事：

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处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见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了教务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2年第1期《他为北京烙下深深的文化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