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我们注意到，这是党代会报告首次将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并置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其用意深远，着眼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旨在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对不同文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赓续绵延，与世界其他伟大的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除了地理和政治上的原因外，与记录中文书面语的符号汉字的表意性质也紧密相关。汉字记录语言，具有超语言功能，尤其是处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汉字音变后仍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相较于西方的表音文字，汉字在“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准确传递信息。可以说，汉字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凝聚和促进形成共同体的作用。所以，以汉字为书面语载体的中文在传播中应上升到“语言文明”的高度，而语言文明必然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有识之士早就提出文化的传播不能“自以为是”，“他者观照”也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创想阶段，传播者应身体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理念要从“我认为”过渡到“他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国际交往中，“他者观照”与“自我认同”并不矛盾，在理解他者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会加深对自我的理解，在对比中“同”会被放大，“异”则可能被消解或者忽略，由此产生的文化隔阂在文化的张力作用下得到消弭。

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镜鉴，融入“豆浆”“油条”“皮蛋瘦肉粥”的快餐显然更受本地人欢迎。在与国外学者的交往过程中，有人提出想了解“地书”（特指“用扫帚般的笔蘸水在地上写字”），于我们来说，这是习焉不察的，但这正是“他认为”的。诸如此类的语言项目，我们有必要拉出调查表单，在国际中文教科书或者教学资源中及时跟进更新。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名言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社会历史不能依靠其他科学贫乏的现成模式来书写，而是需要把现有的框架发展为模式。”语言传播的道路因文化差异、文明蕴含的不同，一定是“殊途”，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语言传播可以各走各路，但人类命运的共同福祉以及人类的整体性观照是一致的。

在中国，通常认为语言学科，尤其是“小学”或语文学具有人文属性。基于此，我们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要摒弃固有的学科自囿，关注语言本身的交缘性特征，即工具属性、人文属性、思维属性和科学属性，将其融入全学科领域。在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语言传播一定是多维度的，既要立足宏观的学科研究，又要进行不同语言的微观对比，在与其他语言的积极互动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可以捕捉到彼此的异同，从而加深彼此的理解。

在“他者观照”的视野下，中文传播最具有针对性的方案恰恰是基于表意符号“汉字”生成的。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汉字的发展脉络没有中断，大多数汉字传承有序。汉字的发展与当下记录其他语言的表音文字比起来更加体系化和成熟。基于汉字本身，更是发展出了相当多的衍生品，如汉字的艺术性价值、书法、文物修缮等。汉字特色方案具有多种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语言传播要突破“以教为主”的藩篱。传播者的主动性固然重要，但了解受众的需求为融通提供了可能性，“说教”是一种低层次的传播方式。与受众所用文字具有差异性的汉字可以激发受众的好奇心。和汉字相关的所见、所闻都可以成为吸引受众的载体。

汉字“周边集群”需要与中华文明相贯穿且同行。想受众之所想的同时要有前瞻性，写有汉字的服饰，以汉字为画的书签，把汉字作为图案的艺术品等，只是吸引受众的浅层注意力，若想引起持续性关注，从而形成进一步了解，甚至学习的驱动力，需要更为系统的汉字“周边集群”方案。微观的汉字研究在学界已蔚然成风，并硕果累累，但指向传播的宏观方案仍需要规划和形成。

中华文明绵延久远，语言的发展及其衍生品的开发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镜像产物，中文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方案是其发展的路标。语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发展具有动态性，语言的传播推动文明的进步。研究者应站在人类文明共生共变的视角下看待中文的对外传播过程。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