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

“七·七”事变时，程师率领“程剧团”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当事变消息传来，剧团成员均担心家小安危，忧心如焚，归心似箭，无法继续演唱，立即辍演，准备返回北平。但由于战争，平汉铁路切断，火车不通，经朋友热心帮助，找到汽车，便先乘汽车到大同，再换乘平绥路火车，辗转回到北平。程师目睹街上路静人稀、商店上着门板、一片死气沉沉，日寇官兵的刺刀、马靴，深深地刺痛程师的心。

故都沦陷，人心惶惶，很多剧团停演，戏曲艺人的生活窘困。

1937年12月14日，成立了伪临时傀儡政权后，任命亲日派大汉奸余晋和为首任伪北平市长、兼警察局长。日本主子和汉奸、走狗们，急于粉饰太平，装点北京门面，恢复虚假的所谓“歌舞升平”的局面，企图利用举办一场大义务的办法来繁荣市面、稳定民心。于是命令梨园公会，强迫他们出面组织京剧界名演员，联合演出义务戏，为讨好日寇主子的欢心，以“支援皇军、捐献飞机”的名义演出。

当时很多名演员对这场义务戏，都在日伪的淫威下，硬着头皮答应演唱。当梨园公会的人去邀请程师时，还未等来人把话讲完。程师非常气愤地说：“我不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拿着钱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不唱难道有死罪吗？谁愿意唱，谁去唱，反正我不唱。”当来人再次婉言劝说：“您要是坚决不唱，恐怕对您、对公会都不利。”程师毫不考虑地回答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让大家受连累，我程某宁死枪下也决不演唱，你们就照我说的转告给日本人，甭找公会的麻烦，让他们直接找我来，有什么罪我领着！”一番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来人不好再劝，只得辞去。他们跨出程家大门，暗自佩服程师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气节。他们并没有把程师这番话，转告给日伪当局。但日寇、汉奸们却把这事记在心里。

一次程师去上海公演时，一位有钱有势的阔佬过生日办堂会，派人请程师演出《武家坡》，因为程师这出戏是久负盛名的拿手戏，不想程师一口回绝，原因是程师以为当时正处于国破家亡，穷苦的老百姓正挣扎在饥饿线上，有钱的阔佬们还有脸摆阔气，令人可恨，于是拒演。这位阔佬并不罢休，又托朋友出面向程师恳求只要程师答应唱，要什么条件全答应，请程师赏个面子。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上海戏班里很多贫苦的同业人员，生活非常困难，正为冬衣发愁。程师趁机向来人提出，我可以唱这出戏，但我有两个条件：（一）《武家坡》不带“跑坡进窑”；（二）这场戏我分文不要，请这位先生出钱做300套里面三新的棉袄棉裤，给上海的贫苦的同业人员，这就算给我的戏份了。”这位阔佬只好忍痛答应了。结果程师最拿手的“跑坡进窑”这位阔佬和他的亲友们也没有看上，反掏了3000元做了300套棉衣。当程师离沪返平时，这些受惠的同行们，都穿着簇新的棉衣，到车站送行，无不热泪盈眶，感颂不已。

不久，伪北平警察局外二区的署长，也要办场“义务戏”，请程师唱《红拂传》，也遭程师拒绝，程师躲到天津，他们又追到天津，花言巧语把程师诓回北平，逼他就范。程十分恼火说：“我说不唱就不唱，我只给你们唱出《三娘教子》，这就算不错了，不然我立刻回天津。”把这位气焰嚣张的警察署长硬顶了回去。

1947年初冬，（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在师祖母托氏太夫人逝世后一年左右，程师尚在服孝期间）。程师从上海黄金戏院演毕归来，路经天津，又应中国大戏院之请，演出三天。演罢，程师命剧团全体先回北平，他还要看望几位老朋友再回。几天过后，程师独自乘火车悄悄返平，他身着青布夹袍，头戴深棕色土耳其式毡帽，下车后走到出站口，有两个歪戴日本豆包帽的特务走过来，以检查良民证为借口，对程师进行搜身。他俩看过良民证说：“噢！你是程砚秋！跟我们走，到哪边去！”程师早对这伙披着老虎皮、狗仗人势的恶棍，愤懑在心，只好随他们到站台北侧的一排小房子里，进去后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程师一个耳光，打在程师左耳上，程师厉声斥责说：“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那恶棍恶狠狠地说：“干什么？教训教训你！”说罢又扑向程师，程师回身看到一根柱子，他便立在柱前，以防后面受敌，便挥拳还击，程师因受过名师传授，拳脚颇有功夫。两个恶棍看自己不是对手，趁空溜走了。程师整整衣冠，停留了一会儿，看周围没什么动静，便从容地走了。

程师回到家里，师母见他衣冠不整，满脸怒气，腕上的金手表也丢了，忙问他出什么事了？程师如实告知师母，并气哼哼地说：“这些狗仗人势的地痞流氓，他们欺侮中国人惯了，今天让我很好地教训他们一顿，也出出胸中这口闷气。”说罢长叹一声：“这伙流氓不会善罢甘休，还会来找我的麻烦，我看他们能把我怎样！”当剧团管服装道具的，从车站把戏箱拉回来，发现几个戏箱都被刺刀捣毁，从上海买的檀香也被偷掉了，场面上用的堂鼓也被用刺刀挑破了。次日清晨感到左耳疼痛。想是被打伤了，于是到耳鼻喉专家徐荫祥大夫处诊治，（当时同仁医院副院长），徐大夫说：“耳膜震破，需休养一个时期，除服药外，每日饮龙井茶。”

程师回击前门车站“红帽子”的事，很快传遍了，人人听了都挑着大拇指佩服程师说：“好个刚强的汉子！”，著名花脸侯喜瑞挑着大拇指说：“还是我四弟有种，好样的！替咱中国人出了口气。”

不久，程师正在家休养，伪内四区公署突然打来电话，日本“友邦”要用《春闺梦》剧本，让准备好，一会儿来取。程师听了火冒三丈：“这不是找上门来了吗？”师母连忙把他推进内室说：“我来应付他们。”不大功夫，来了个戴墨镜、穿着一套西装、洋里洋气自称是宪兵队的人，进门什么也不说，伸手就要剧本。程夫人也摆出一付看不起他的样子说：“剧本都锁着呐，先生不在家，钥匙带走了。”那人听了极为蛮横地说：“快想办法给拿出来。我等着用。”程夫人也满不在乎，气哼哼地说：“甭说先生不在家，就是在家也不能给你，我不管你是哪儿的，我不认识你就不能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那人一看程夫人毫不畏惧、正颜厉色的样子，便扭头走去，边走边说：“你们小心点，我可不是好惹的……”

种种胁迫，纷至沓来。得罪了很多“小人”但小怨日久天长必积成大怨，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还会找岔子来打击报复。程师感到这是自己与日伪不合作，一再“硬抗”招致的，今后怎么办？反复思考，他决心中止演剧，下乡务农。但突然下乡，会引起社会怀疑，更会被人视为怪诞。于是他首先放出风去，以自己身体有病不能登台演出，在社会上传出。然后再退隐下乡，比较稳妥。于是他托人找到了德国医院的杨学涛大夫，请杨大夫和主诊的德籍主任医生义克德两位，详细检查他的身体，以自己身体日益发胖，难以登台演戏为由，请予诊治，他在介绍病情时，以恳切的目光瞥向杨学涛大夫。杨大夫从他的话言话语中领会了他的用心，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怎能不助一臂之力！杨大夫检查之后，用中文在诊断书上写下：“程砚秋经本院内科检查，体胖行动不便，不宜在舞台献艺，应休息。”然后交义克德看过签了字。这样程师隐退务农，便有借口，免招误解。

一周后，程师又去医院向杨大夫致谢，并赠送杨一幅亲笔题诗的扇面。诗文如下：紫薇花对紫薇翁，名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浔阳官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丛。何以苏州安置处，花堂阑下月明中。

从此（当时已1943年）程师便在青龙桥荷锄务农，不再以艺事与鹰犬相周旋。

关于杨学涛大夫帮助程师隐退的事，解放后，北京市建筑公司在王府井金鱼胡同东口路南（青年会后身）成立“北京市建筑公司职工医院，聘任杨学涛大夫任院长，我于1953年经组织委派到该院担任秘书。当杨大夫得知我系程砚秋先生弟子，他曾高兴地说：“我跟你们师徒有缘，”遂将当年之事见告，如今杨公健在，年已90高龄。

程师虽谢绝舞台，但敌人并未放弃寻衅报复之心。1944年2月25日深夜，一伙特务跳墙闯入程师家里，直奔后院正房，用手枪将房门玻璃砸碎，逼开房门，程师初以为是“强盗明火行抢”后见有内四区警察和日本宪兵，才知是日本宪兵队前来搜捕，他镇静下来任凭他们搜查，把院内各屋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最后从东厢房，储存戏衣的房内，搜出一个短波收音机、电唱机，蹲在地上拨弄了好久，见是坏的，然后让程师跟他们去宪兵队一趟，程师不慌不忙，穿好衣服随他们去了。当晚程师母即电话告知李锡之，李为程师三四十年代最亲密的好友，当时正协助程师管理一切事务。与汉奸王荫泰关系密切。次日清晨程师母又电话通知我。我立即跑到程家，程师母便把上述经过告我，她非常担心程师的安危，不料中午程师安然回到家中，我们感到异常高兴，程师说：“他随日本宪兵走出报子胡同西口外，即见路边停放一辆日寇军用卡车。上面罩着帆布蓬，他上车后看见辅仁大学的英千里、张怀和冯恕（公度）之第四公子。到宪兵队后，便把他们关进牢里，次晨便将程师单独释放。事后方知李锡之托伪实业总署庶务科长朱泽良（朱启钤之子），再托日寇宠信的杨跃东，向日本宪兵队长三浦说情，得以保释的。后来我又向与程师同时被捕的辅仁大学教授张怀先生了解，他对我说：“我是由于那天在英千里家抄出了，‘华北文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名单’而被捕的，我看到程砚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与我同去张怀先生家的陈维麟先生健在，他是民革成员。后又访问朱海北（朱泽良之胞弟）他也是这样说的。（至于有人传说程师不在家，未被日本宪兵队捕去，系误传或有所讳，为保证史料真实，我特走访张怀、朱海北两位先生，如今张老先生去世，朱老健在）。

程师归隐西山，蓄志已久，早年他在上海演出时，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簃图》预以入山隐退自誓，当时著名诗人周今觉，曾为《御箱簃图》题诗于后，我当时曾全部抄下作为资料保存，遗憾的是，“文革”时期，被当“四旧”焚毁，尚能忆及三首，抄录如后，作为本文结束语。

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高名昙首震时贤，弟子芬芳已再传，画里有人呼不出，与谁流涕话开天。淡云薄似砑罗衣，远岫浓于染黛眉；茆屋数椽西崦外，无人知是御霜簃。抗战胜利后，程师又重登舞台。

刘迎秋，原名刘衡玑，1939年拜程砚秋为师，艺名刘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