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日前在线上举办了首个中文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出版107周年暨插图珍藏版分享会，《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珍藏版）》的译者李家真、民国侦探小说收藏家华斯比、侦探小说研究者刘臻以及中华书局编审徐卫东，畅聊福尔摩斯系列在中国的译介和出版历程，讲述中华书局新译本的翻译特色和心得，并与“福迷”代表线上交流，共同分享经典侦探小说的无穷乐趣。

1896年，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风靡全球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开始被迻译入汉文。在各大出版社纷纷刊发福尔摩斯短篇小说时，中华书局负责人意识到这部小说的价值，组织起十位优秀的翻译家，其中包括主编刘半农，还有被誉为“东方的柯南·道尔”的程小青，著名报人严独鹤，著名作家陈小蝶、周瘦鹤等人。他们用浅近的文言文翻译整理出十二册合集，实为集大成之作。1916年，全集一经推出，大受欢迎，二十年间不断重印。

熟悉民国侦探小说的华斯比首先为大家梳理了晚清民初时期以福尔摩斯系列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的译介情况。1896年，单篇福尔摩斯小说被翻译成中文，连载于晚清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接着又有更多侦探小说被引进，广为流行。为了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最初的翻译中，译者把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改成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贴近中国本土“公案小说”的形式。后来，这种情况随着读者逐渐适应西方的文学表达方式而有所改变。虽然翻译上存在诸多问题，但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确实起到了“开启民智，教化社会”的作用。

中华书局编审徐卫东还介绍，当时中华书局版本的福尔摩斯全集传播到了日本，受到“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的大力好评。这也证明在福尔摩斯小说的全集翻译上，当时的中国是走在日本前列的。

2012年，中华书局与福尔摩斯再续前缘，全新打造《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新注新译本”。在市面版本众多的情况下，译者李家真将自己的翻译初衷解释为“热爱”和“责任”。首先，他非常热爱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尤其被华生这位“世上难得的朋友”所感动。柯南·道尔的文字中蕴涵着维多利亚时代含蓄悠长的特点，结合了优雅和大气。作为一位严肃的历史小说作家，柯南·道尔将真实历史与虚构案件交织在一起，给读者以强烈的真实感。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福尔摩斯小说都无愧于文学经典的地位，是一部值得翻译的著作。另外，李家真在广泛阅读中发现原有的诸多译本都因时代局限或缺少工具而存在误译或漏译等问题，出于译者的责任心，他决定着手这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

李家真认为，作为一个译者，首先要尊重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大量查阅资料，仔细钻研细节，保证译文准确无误。比如他将第一章标题“血字的研究”改为“暗红习作”，既是基于对当时英国用词习惯和文学风格的考察，也回应了正文中福尔摩斯对于“艺术词藻”的一句调侃，有着充足的依据。此外，他还根据英文底本中的拼音以及相关史料，将出现在小说《显赫的主顾》中的中国人“唐寅”的名字改成了“唐英”。在他的研究中，唐英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景德镇督陶官，他奉旨写作的陶瓷制作书籍《陶冶图》，早在1899年就被译介到英国，而英国的博物馆也收藏着带有唐英款识的瓷器，广为闻名。因此柯南·道尔的小说中引入此人，便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翻译难点，在于如何还原维多利亚时代的语言风格。在李家真看来，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作品已经渗透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只要忠实于细节的准确还原，自然能将时空相隔很远的民族生活，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李家真强调，福尔摩斯全集的写作历程长达四十年，所以在小说中不仅能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情，还能看到大英帝国在这段岁月中经历的社会变迁，比如伦敦人口的变化情况，电话、电灯等电讯设备如何普及，汽车等交通工具如何演进等现实历史。译者需要顺应这种变化，在用词方面也要符合时代特征，不能用太现代的词，以便更好地体现社会风貌。

十年之后的2022年，中华书局在2012版的基础上推出“插图珍藏版”，全面升级。首先在编译方面，李家真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调整了将近一半的句子，让文句更加流畅自然，有节奏感。同时，根据增长的知识和核查的资料，谨慎修订诸多细节。如根据英文原意，将《暗红习作》中的“军人”（army）改为“陆军”，更能明确人物身份；根据英国中下层民众常常将“V”读成“W”的口头表达习惯，将“wiper”抹布改为“viper”蝰蛇，使之更符合语境。

另外，李家真在此次修订中尽力做到细致全面，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增补近300条注释，总共约1500条。这个注释总数应该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