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籍记载，春节在唐虞时叫“载”，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才叫“年”。有关春节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假期的天数。春节放假七天，一般认为是从唐朝开始的。唐玄宗颁布的《假宁令》：“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意思是，春节放假七日，冬至放假七日。

宋代延续了这个天数，不但保留着元日（即现在的春节）、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的规定，公务人员到了年终还有“封印”假期。所谓“封印”，就是把官府的印信、关防等加上封条锁起来，也即代表着停止办公。而相应的，“开印”即是指打开封条，重新恢复办公。

明代的春节假期一般是四天，从除夕到正月初三。所以，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说“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开”。但京城的官员和各地方的重臣在初一这天要给皇帝拜年，无形中少了一天的假期。

清代的春节假期是一个月。每年的封印日，在腊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这三天中选择一天，同样的，开印日，在次年的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中选择一天，三天中具体选择哪一天，则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奏明皇帝后颁示全国遵行。每年的封印和开印官府都要举行非常隆重盛大的典礼。届时衙门四处都张灯结彩，粉饰一新。官员们身穿朝服，喜气洋洋地互相拜贺，“望阙行九拜礼”。在封印到开印的一个月里，官员们可以走亲访友、纵情玩乐。但是开印之日一到，各衙门则恢复办公，涛声依旧了。

第二，春节假日期间，一些官吏不得休假，而要履职。在周代，立春是先民必须举行的盛大节日活动，因此立春又叫春节。周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宫后要赏赐群臣。

春节早上，大臣要向帝王拜年。周朝正月初一早上，各路诸侯与文武大臣会集殿廷，向周天子拜贺新年；汉代则称之为“朝贺礼”；经魏晋至唐宋，直到清末，此仪式世代传承，规模之盛大热烈，堪称空前。这种仪式就是团拜。朝廷要举行很重要的朝贺之礼。皇帝要穿上平日里不穿的最隆重的衮服，百官都要在这一天赶来向皇帝“拜年”。文武百官上朝的时候都会穿上象征吉祥的红色官袍，平日里大臣们上朝却并非规定一定要穿红色官袍。

在唐朝，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和高级地方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皇帝拜年。因此京官和高级地方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而是要跟皇帝团聚。此外，地方主要行政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就断绝了地方官员在老家过年的可能性，他们要想跟家人团聚，地点只能定在衙门。唐朝韦应物作诗《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云：“一从守兹郡，两鬓生素发。新正加我年，故岁去超忽。淮滨益时候，了似仲秋月。川谷风景温，城池草木发。高斋属多暇，惆怅临芳物。日月昧还期，念君何时歇。”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县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衙门里感到很冷清很无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

地方一般的公务员，才有机会享受年假，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办公，回家过年省亲，与家人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

对中央御史监察部门，过年往往是朝廷察民风的极好时期，中央往往会派出巡视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汉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

假日期间要安排公务员值班。通常是各个衙门安排新入职者来值班。《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御史台凡新入职的官员，承担新年过节值班五天的任务，谓之“伏豹值”，其他百司州县初授官者，也要“伏豹值”。不管是平时的星期天，还是新年假日，新入职者都得为那些“老兵油子”替班。当然，如果新来的官员能够拿出钱送礼走后门，也可免于值班。据说这个传统始于西汉，唐代以后几乎公开化，家境贫寒的新官员就是在春节期间生病告假，还得用例定的休息日来抵偿，有的甚至一年到头都要值班。

宋代开封府刑狱机构会在元宵节期间利用灯饰、图像演绎狱户故事或陈列狱具等表演审犯人以普法；临安府每至傍晚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到了放灯最后一夜，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

第三，官员不得利用过节受贿、赌博和过度娱乐。《魏书·刑法志》记载：“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什么叫“义赃”？南宋学者胡三省解释：“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有了这规定后，“食禄者局蹐，赇谒之路殆绝”。官员们不得不赶紧收手，行贿送礼之路几乎断绝。《唐律》规定：官员受贿“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贿“罪止杖一百”。这里自然包括了过节收送礼物。元朝《禁治察司等例》规定：“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

康熙时期为整顿春节铺张浪费和腐败现象，明禁送礼之风，要求大小官员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张贴一张公约：“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

过节中官员赌博、逛街等娱乐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宋史》记载，王安石为相时，就爱干预官员们在新年假日里的娱乐，“时汴京员吏好因元正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介甫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在不铺张浪费的前提下，允许官员在节日期间展现一下个人情调。唐朝诗人卢照邻过年期间独自去野外寻找乐趣，“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白居易则是“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每到春节会把一年来写的诗抄录一遍，把诗稿放在一个盆里，然后焚香祷告之后，烧掉诗稿；《唐才子传》载：“（贾岛）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于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苏东坡常在笔耕中度过除夕，“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

总之，中国古代过春节，对官员来说，公事不废，欢乐有度。

作者｜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