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日本

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以他许多政论性文章都与晚晴民国以来的政治、思想、文化变动紧密相关。所谓“知人论世”，或许更能得其三昧。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行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强调应以“平民革命”为主，以此将“前代弊政一扫而尽”。所以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章太炎的论述重点即从革命道德的角度揭示为什么必须要进行“平民革命”，而不能将革命希望寄托在“借权”——力求争取清廷官吏同情革命，或让革命党人打入清廷内部，先出仕为官，再借助其权力地位来为革命创造有利机会。

他告诫革命同志，如果说在现实的革命形势下需要重视革命道德的话，那么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来看，真正能践行中国文化里倡导的基本道德准则的群体往往是农民与工人，前者“于道德为最高”。而士绅阶层，从附庸风雅的“艺士”开始，直至手握大权的“京朝官”与“方面官”，基本上是“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从逻辑上讲，如果要进行“平民革命”，也可以对长期由士绅阶层掌握解释权的那些道德规范进行一番猛烈批判，这样似乎更容易让平民阶层获得政治上的主体地位。但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说》里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既接地气，又有影响的革命道德依然要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他认为，革命道德离不开继承儒家传统，这是因为中国革命面对的是中国社会，而儒家传统长期以来形塑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与伦常准则，所以只有做到儒家传统提倡的那些优良品质，革命者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革命思想才能更深入人心。

除了积极投身政治论战，章太炎对新文化运动也不乏声援。

新文化运动刚兴起时，最引人瞩目的焦点问题其实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其中，胡适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胡适能在北京大学立足，离不开北大文科中的章门弟子支持。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桐城派文人一度占据了文科的主导位置，直至1913年，北大预科学长胡仁源（后任校长）开始将章太炎的门生引进北大，替代桐城派。朱希祖、黄侃、钱玄同等人陆续进入北大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书的陶希圣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学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胡适虽然长期自诩深得带有极强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之神髓，但在撰写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时，他却经常参考章太炎的著作。在给友人许怡荪的信里，他自言今世研究先秦诸子者，“其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并说虽然自己不完全照搬章太炎的结论，但“适治诸子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

目睹欧风东渐，国人竞尚西学，导致国学呈衰微之象，彼时有社会活动家沈恩孚敦请章太炎开坛设学，欲使中国文化能够与西洋文明并驾齐驱。章太炎的演讲内容被曹聚仁记录下来，并以《国学概论》为书名出版。他强调研究国学应明晰“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辨书籍的真伪”“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这其实已经是在用比较客观和实证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传统了。章太炎还提出：“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这一观点强调要注意社会的变化，不能把先前的道德规范强行用于新的社会制度之中。此论明显和那些率由旧章、反对变革的迂腐守旧之论不同。

（摘自《革命儒生：章太炎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