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受延庆区博物馆委托，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维畅想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组成课题组，对延庆区54块长城碑刻进行了微痕识读与研究。这是国内首次对长城碑刻采取微痕提取的方式进行研究工作，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天启五年昌镇右车营修敌台边墙城工题名碑》正射影像图和数字线图

何为微痕提取？

北京地区的长城大多修筑于明代，分布于辖区北部的燕山及太行山脉，长城墙体与敌台、烽火台、墩台、关堡，构成了纵深的军事防御区，拱卫着大明王朝的都城与帝王陵寝。在这些长城遗存，特别是长城墙体和敌台上曾经有过很多石质碑刻，粗略统计，目前已经掌握的北京长城碑刻大约在三百块左右，还有很多埋没于坍塌遗址中，几乎每一次长城维修工作都有碑刻的发现。长城碑刻是长城史料中最为真实和重要的构成，它们实时记载了那个年代长城修筑的经历，诉说着故事，凝聚着沧桑。长城碑刻的识读与研究对后人了解明代长城的修建历程、建造规制、工程规模与投入、职官体系、监察制度、宗教信仰，以及民俗文化、诗文创作都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长城碑刻按内容划分有十余个类别，包括城工碑、阅视鼎建碑、纪年记事刻石、门额、台铭刻石、边塞摩崖石刻、诗碑、墓碑、庙碑、文字砖、炮铳铭文、佚碑录文、其它碑刻等。

在本次研究的五十余块长城碑刻中，约有十块碑刻由于风化污染等原因，其上的字迹刻痕多有损伤，最严重的几近湮灭，肉眼已无法辨认。通过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高清相机等专业设备，用无接触、无损伤的方式对全部碑刻进行了近距离扫描、拍摄，获取数据后，通过专业算法结合光影、刻痕、颜色等基础信息分析，并对图形图像进行数字处理，最终去除影响视觉的污损、局部修复残损，使得模糊的文字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消失的文字也慢慢浮现在研究者眼前。在需要识别的两千七百多字中，最终识别确认一千余字，结合文献等资料对比识读存疑三百多字，结合碑刻上下文和文献查阅推断约三百字，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碑文辑录的错误信息进行更正。这次的长城碑刻研究较之前对这些碑刻的认识有了明显进展和突破，尽管仍有一些文字没能提取出来，但研究工作就是这样，没有止境。

《万历十年分修石佛寺长城城工题名碑》

俨然工程总结的城工碑

这次采集的长城碑刻大概包括六类：城工碑、阅视鼎建碑、门额、诗碑、庙碑及其它碑刻。

城工碑对于研究长城营造最有价值，如《万历十年分修石佛寺长城城工题名碑》，其上的信息不仅包括修建长城的主要官员姓名及其分工，还包括长城修建地、起止点、工程量及完工日期、修缮队伍等信息，同时本次研究对以往书籍和文章中引用的这块碑的录文错误也进行了比较修正（以下录文的括号内为本次修正后的字）。

《万历十年分修石佛寺长城城工题名碑》：

钦差山东都司军政佥书，轮领秋防左营官军都指挥佥事寿春陆文（应）元奉文分修居庸关路石佛寺地方边墙东接右骑营工起长柒拾五丈二尺，内石券门一座。督率本营官军修完，遵将管工官员花（镌）名竖石以垂永久（立）。

管工官：

中军代（带）管左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刘有本

右部千总青州左卫指挥  刘光前

中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宗继光（先）

管粮把总肥城卫所千户  张延胤

管各项窑厂、石矿（塘）办料

署把总：赵从善、刘彦志、宋典（興）、卞迎春、赵光（元）焕

万历拾年□（拾）月日鼎建

再如《天启五年昌镇右车营修敌台边墙城工题名碑》，其对于长城信息记录得更为完整具体，俨然一份工程总结。

归纳碑文内容包括：

工程时间：天启五年（1625年）秋天

营建单位：昌镇右车营秋班

施工人员：一千八百多名

工程范围：黄花岭至黑龙潭南山顶

工程内容：新建空心敌台一座，上盖三开间望亭；三等边墙四十六丈七尺三寸四分，内侧修石便门一座。

开工时间：七月初五日

竣工时间：九月二十九日

视察钦差：蓟辽总督兵部左侍郎、顺天巡抚、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居庸昌平总兵、渤海所副总兵、右车营官游击将军等。

管工官员：中军官一员、千总官二员、把总官五员、管工哨总五名、管工督总五名。

其他人员：边匠、石匠等

立碑时间：天启五年九月吉日立

城工碑中最为简要的是工起或工尾碑，明代长城营建各段之间有明确责任划分，在工程的起点、止点立碑，可以精确判断某一支营建队伍实施的工程段落。

如《万历十七年春仿居庸路石峡峪工尾碑》，在空间有限的碑面上用15个字把工程的时间、辖区、地点、内容交待得清清楚楚。

《万历十七年春仿居庸路石峡峪工尾碑》作为验收记录的阅视鼎建碑 作为验收记录的阅视鼎建碑

阅视鼎建碑是延庆区现存最多的长城碑刻种类，在其它地区发现的类似碑刻数量也较多，此类碑文格式相对固定，起首为阅视时间，一般是年代与月份；其后按品级职务列明阅视官员，再后为修建长城的官员，同样也是按品级列明，其中品级高些的官员信息包括职务全称、籍贯与姓名，而低级的官员就只有职务和姓名；有的碑刻还会把边匠、石匠、木匠等匠人姓名落于碑上。

由于同一地区阅视鼎建碑中的时间和人物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根据上述特征，本次对字体模糊的碑刻做了复原推测尝试，并据微痕提取适度进行验证。

原石峡堡南门“迎旭”门额和“迎恩门”门额

长城沿线关堡，镇、路、卫、堡、关等皆有门额，一般两侧或单侧以小字标明立匾官员或立匾时间，中为大字书门额名。

门额的命名可谓多种多样，城堡门有“迎恩”“威严”“迎旭”“居庸关”；城堡名有“石峡峪堡”“帮水峪西门堡”；隘口有“镇胡岭”；敌台有“川字一号”……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赫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整个延庆明长城的防御体系。

“居庸关”门额

微痕识读解封古诗碑

长城的诗碑较为特殊，多数诗作为官员所作，其中不乏武将所作。

在九眼楼的这块无名碑上，字迹已近乎湮没，几乎没有肉眼能够辨识的文字，更没有查到任何有关这块碑的记载。然而，在微痕提取这一数字“黑科技”的助力下，通过查询文献及考证，已被岁月封印的文字得以重现，带给我们一点儿小惊喜。

诗文录文：

题款为：“冬日奉陪大中丞郭老（先）生竹邉因登火□山”

正文为：“萬仞山巅敞城（楼）中丞持節□（東遊□□歷）地（華夷限）峻関凌空□□□千（里）□□明主寄（萬）年桑土杞人憂慚予□□□軍□樽俎（邉）陪天際頭”

落款为：“萬曆庚□” “（懷隆兵備）山西按察使（鹿）□□□□”

九眼楼无名碑电子拓片

尝试解读一下：

大中丞是什么职位呢？大中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从秦朝时开始设立，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接受公卿的奏秉，还能荐举、弹劾官员。到了明代，随着都察院的设置，御史中丞这个官职便不复出现，但中丞这个词却保留了下来用于称呼巡抚，如明代张溥所写的《五人墓碑记》便有：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

那么，这位“大中丞郭老先生”是哪位呢？查了宣府历任的一百余位巡抚，有郭镗、郭登庸、郭宗皋、郭四维、郭之琮等人，再根据落款万历字样，这期间郭姓宣府巡抚只有郭四维一人。

九眼楼无名诗碑辨识录文

这一结论是否与所落年款相符呢？落款可辨识的是“萬曆庚□”年，万历年共有五个“庚”年，即万历八年（庚辰）、万历十八年（庚寅）、万历二十八年（庚子）、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和万历四十八年（庚申）。郭四维的任职为万历十七年至万历十九年。故结合碑上隐约的笔画，当可推断落款年代为“萬曆庚寅”（1590年），而在那个历史时期，已历经三朝，时年57岁的郭四维被称为老先生似无不妥。

那“奉陪郭老先生”的是哪位官员呢？落款只显示“懷隆兵備山西按察使鹿□□□□”；按“鹿”为姓氏，未查到相关官员，按“鹿”为地方，未查到相关地名，试从“山西按察使”入手，发现吕坤于明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二十年，历任山西按察使、巡抚、陕西省右布政使、山西巡抚。但吕坤为归德府宁陵人，籍贯与“鹿”字无关，且后面模糊的笔画字形无论如何也不像“吕”字……这一推测显然不能成立。一时间解读出现了困难，直到查询康熙年的《怀来县志》才发现这样一条记载：“孙化龙，号鹿阳，直隶获鹿人，隆庆戊辰进士，万历十八年任按察使。”这时，隐约的笔画和字形才变得清晰起来，落款之人应该就是这位素有“善诗文”之名的孙化龙，时（万历十八年）正新任山西按察使，由于此碑记录时间为冬天，也可解释其与吕坤的前后任职关系。

嵌入在九眼楼下的九眼楼无名碑

九眼楼位于火焰山附近，西侧遗存有火焰山营城，根据碑刻所处地点及研究解读，这样一幅历史场景浮现在我们眼前：万历十八年（1590年）冬日，山西按察使孙化龙陪同宣府巡抚郭四维，沿小道登上火焰山九眼楼，眼望长城壮阔的冬日美景，诗兴大发，慨然而作。

万花筒般的庙碑和其它碑刻

庙碑及其它碑刻虽然没有直接记录长城的营造，但这些碑刻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却真实地记录了长城周边村镇聚落生活的不同场景。

现存于九眼楼的一通无名碑，正是经过微痕提取，发现了来自石河营、房老营、老君堂及山西等地的大量信众名字，多为夫妻二人，另有二十余人疑为单身女性。据此推测，这块碑很有可能是类似娘娘庙的功德碑，由于这块碑的背面不具备采集条件，这个谜底只能等待之后的研究者去发现了。

微痕提取虽然能够大大提高辨识度，但也不是万能神器，位于井庄镇的井碑和位于柳沟村的义塚碑，由于风化过于严重，微痕识别出的碑文数量很少，而且无法连接成文，也给本次研究留下了一点儿遗憾。

尽管如此，本次课题的成果还是颇为丰富，以官员为例，54块碑刻中可辨认的官员170人，所记载的官职包括了110多种，这些官员从尚书、督抚到百户、哨总等，基本涵盖了明代边军体系各级官职，但由于明代职官体系复杂，划分繁琐，既有实职，亦有兼职，还有署职，导致品级及称谓多有变化，还有待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次研究团队识读出来的历史信息大大丰富了长城的价值内涵。首先，这些长城碑刻真实记录并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修筑延庆地区边墙、城堡的史实，是研究延庆明长城的重要实物史料；其次，这些碑刻对于了解明代政治、历史，特别是明代职官体系以及历史人物任职履历有较强的参考作用；第三，诗碑中的诗作具有一定的文学性，用典丰富、用韵考究，可以视为明代边塞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庙碑等特殊碑刻中的碑文信息更是反映了明、清时期延庆地方的历史、吏治、宗教、民俗等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作用。

本次结合现代数字技术对长城碑刻进行信息采集与获取，并借助查阅文献史料、对比同期或同类碑刻等方法，取得了较为深入准确的研究成果，填补了长城文献研究的一部分空白，研究团队相信，随着对长城碑刻信息的深入解读，对长城的营造与存续将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利用数字化科技对长城碑刻进行解读能够极大提升工作效率，文献识别的正确率也得到了大幅提高，为长久保存文物信息、发掘文物价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成为碑刻、壁画类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手段。

科技是助力，对于信息的解读仍需要基于对海量数据与文献进行归集、分析、甄别与思考，研究样本的汇集与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将是一项长期而又繁杂的工作，未来仍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