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一个蜚声海内外的文化街区，聚集着众多以经营古旧书刊、文献典籍和传统字画、文房四宝、碑帖尺牍、古玩珠宝等中国传统文化用品的店铺，素有“中国博物馆街”的美誉。琉璃厂文化街从清康熙后期开始兴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北京城文化活动的重要地域之一，表现出极为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内涵，是北京文化发展重要的文化标志。

琉璃厂文化街的兴起

琉璃厂地区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可追溯到辽代，这里曾是辽南京城东的燕下乡海王村。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衙门在琉璃厂掘土时曾发现辽代御史大夫李内贞墓志，记载李内贞“保宁十年（978年）……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今天琉璃厂中国书店所在地“海王村公园”就是由此得名，这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琉璃厂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

海王村与“琉璃”结缘始于元代大都城的建设，由于构筑大都城的需要，元朝开始在这里建立琉璃窑，烧制琉璃瓦。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下诏营造北京城，因城南的海王村一带元朝时建立有琉璃窑，便将琉璃厂衙设立在这里，“琉璃厂”一词由此而来。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以后，修建北京外罗城，琉璃厂被围在外罗城内，当时这里有些水洼和土丘，便成为一些文人雅士的游玩之地。琉璃厂一带发生巨大的变化，源于清代施行的旗民分城而居的管理政策。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了北京，实行“旗民分城而居”，要求“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由此，琉璃厂附近的宣南一带开始集中居住大量的汉族官员和文人学士，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像龚鼎孳、吴伟业、孙承泽、朱彝尊、王士禛、李渔、纪晓岚、戴震、钱大昕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踪迹。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孙承泽在琉璃厂附近的住宅和花园被称为孙公园，现在琉璃厂南侧还有前、后孙公园胡同，就是孙承泽宅第的遗址。王士禛在北京期间住在琉璃厂的火神庙夹道,著名学者孙星衍居于琉璃厂南夹道（今天的琉璃厂万源夹道），“海内三布衣”之一的朱彝尊寓居于海波寺街。而琉璃厂东西两侧东起前门、西至宣武门有大大小小会馆数十家，各地的文化养分在此汇聚、融合，使之逐渐成为文人雅士、各地学子、官员的集散地。他们吟诗唱和，结诗社、兴诗会，构成了全新的士绅社会文化氛围，形成历史上颇具盛名的“宣南文化”。伴随其兴盛，逐渐营造出一个宣南文化圈，为琉璃厂文化街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成长环境。

琉璃厂文化街的兴起，首先是从书肆业的集中发展而带动起来的。清代初年，北京书肆多集中于慈仁寺一带。到康熙后期，随着慈仁寺集市的衰落，书肆逐渐东移，集中到琉璃厂一带并快速发展。当时，汉族官员以及文人学士多居住于琉璃厂一带，成为最常光顾书肆的顾客，对于琉璃厂书肆的兴起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乾嘉时期，诸多文人雅士及清朝官员“无不往游琉璃厂，盖收集善本，罔不求厂肆也”，而居住在琉璃厂附近会馆的应试举子及庶子、候补官员时常以琉璃厂书肆为消遣、消费的场所。如李文藻就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京候补时琉璃厂书肆的常客,离京后，途中闲闷，便将其逛琉璃厂书肆的情景一一记述，写出了《琉璃厂书肆记》，为后人研究琉璃厂书肆之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广征天下藏书，编修《四库全书》。给琉璃厂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更为优越的外部环境。书贾们借此良机涌入京城，设店开肆，图书交易异常活跃，极大地促进了琉璃厂的书肆发展，同时也带动和刺激了琉璃厂其他文化经营类别的发展。翁方纲曾记述参加编撰《四库全书》的编修官们“……午后归宿，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四库馆”的开设，成为琉璃厂书肆繁荣的重要契机，使之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

琉璃厂地区的书肆繁荣发展，带动了这个街区文化经营氛围的兴盛，其他为文人服务的行业,如文房四宝、书画碑帖以及装裱、古玩珠宝等随之发展，诸多与文化消费有关联的店肆也纷纷落户于此。除了书肆、南纸店以及古董铺之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等与文人学士有关的行当莫不纷集，琉璃厂文化街由此形成。

琉璃厂文化街的发展演变

琉璃厂文化街自康熙末年开始兴起，到乾隆年间出现第一次发展高峰。之后经历了几个兴衰发展阶段。

1. 清末的跌宕起伏与中兴

英法联军的入侵和八国联军对北京的蹂躏，再加上清代末年的政局不稳定，使琉璃厂文化街陷入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在城内大肆劫掠，许多官藏、私藏古籍大量散失于民间，《天咫偶闻》记载：“咸丰庚申以后，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上……”。而1900年八国联军再侵北京，疯狂劫掠，不论宫廷、官府还是私家所藏书籍均遭劫难，《琉璃厂小志》记述：“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等国运去者不少。人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

这次浩劫，使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御河桥翰林院藏书以及王府名宦所藏书籍珍宝和陈设的古玩、瓷器，或被侵略者所掠夺，或散失于民间，很多专门收购流散古书或古董的行商小贩便走街串巷收购古书，再到东、西晓市旧货市场出售。琉璃厂的经营者趁此机会，四处聚敛散落于民间的古书、古玩、书画、珠宝，得到很多善本古籍、珍贵文物和奇石异宝，各个店肆很快就出现经营上的崛起，客观上对传统文化遗产有着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伦明记述说：“壬寅（1902年）初至京师，值庚子之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给，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思想文化渐渐地渗入，西式学堂学校不断出现，这些学校和在校任教的先生又成为新的文化消费对象。这样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让琉璃厂的经营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自由的发展阶段，一度出现了中兴的经营局面。一些新兴的文化行业在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刺激下快速崛起，也自觉不自觉地向琉璃厂地区集中，近现代的报业发展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在琉璃厂西门南柳巷的永新寺就是清末民初北京报纸发行的总汇之地。在之后起伏不停的历史过程中，琉璃厂各行当店铺的经营也出现了大起大落的跌宕，店铺字号更新快，成也忽焉败也忽焉，形成了清代末年琉璃厂文化街的发展风格。

2. 民国初年的兴盛高峰

北洋政府建立后，所任职的官员、社会士绅多为前清时期旧人，而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也仍旧聚集在北京城，这些人员是颇为可观的文化消费群体，对古书、法帖、字画、古玩以及文房四宝等消费热情依旧。而民国初年一拨拨的换总统、一茬又一茬的更迭内阁总理、走马灯似的军阀大帅，其中不乏腰缠万贯、附庸风雅之人，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国大员们，总是要让自己的住所有点文化气息，装出一副儒雅的姿态，购置珠宝、古书、字画以及精美的陶器、古朴的青铜器等往往一掷千金，让琉璃厂各个行当的店肆出现了一个畸形发展的阶段。新建的研究单位、大学等急需添置图书和相应的文化用品，也成为琉璃厂的重要主顾。这一切让琉璃厂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无论是古旧书业、古玩业还是法帖书画，都呈现出一种旺盛的景象。

这一阶段，对琉璃厂影响较为重大的是海王村公园的修建、和平门的开启以及南北新华街的开通，它奠定了现代琉璃厂的分布格局。

1917年，黄思永在琉璃厂设工艺局，大力倡导发展珐琅、漆雕等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工艺制品，并积极向海外推荐和销售。次年元旦，工艺局在原琉璃厂署衙东侧修建的海王村公园对外开放。海王村公园北部为一座二层灰色小楼，后改为工商业改进会陈列所。东西两厢建有59间平房出租，很多书商、古玩商、南纸行、首饰行以及文房四宝等在此租赁铺房，开店设肆，康有为出资设立的长兴书局就在这里。海王村公园成为一个行业齐全、门类众多的文化集市，以后每年的厂甸新春活动都是以此为中心，向四处延伸。海王村公园的建立，是琉璃厂再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927年，北洋政府开辟和平门，将原来的排水渠改为暗沟，城内为北新华街，城墙外为南新华街，并拆除了原来的厂桥。南新华街将琉璃厂一分为二，东琉璃厂以古董文物和珠宝为主，西琉璃厂以书肆业、南纸行、字画铺和碑帖铺为主。此时的琉璃厂，书肆、古玩店、字画铺、碑帖铺、珠宝店鳞次栉比，极为兴盛。整个街道除了西琉璃厂路南商务印书馆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其他的店铺基本上都是中式的铺面房，偶尔有个别家为两层小楼。但是琉璃厂的铺面房都修建的很是精致，一般都是水磨砖的砖木建筑，门面油漆得很整齐，开间大多都是两间或三间。店铺的门面是北京城最为典型的店铺式样，几乎所有店铺都是据门面之中开门，大有堂堂正正的官衙痕迹。店铺门口，夏天挂着大竹帘子，冬季则挂着蓝布镶黑云头夹板棉门帘，店铺的橱窗多为嵌着玻璃的老式窗棂，店门则是对开的两扇红漆门，使铺面显得十分气派。这种店堂门脸的格局一直持续到1980年琉璃厂改造前夕。

1928年国都南迁，北京改为北平。部分文化单位南迁对琉璃厂的生意有所影响，但北京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和很大一部分旧政权的政客、文人学士留在京城，琉璃厂的消费群体仍旧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在这一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在琉璃厂发展过程中第三个突出的高潮。

3. 风雨飘摇中的衰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尽管琉璃厂的古旧书业、古玩业还在勉强度日，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低谷和没落。日伪政权统治八年，琉璃厂也在风雨飘摇中苦苦地挣扎了八年。1945年日本投降，但是随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国统区的北平陷入了新的风雨飘摇时期，琉璃厂仍没有得到稳定发展的阶段。据有关文献记载，到1949年前夕，琉璃厂能够经营不错的店铺已经是寥寥无几。

4. 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型发展及新走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琉璃厂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公私合营前，琉璃厂各个行业的经营已有所改观，但古书业、古玩业基本上处于一种较低水平的发展状态，很多的店铺甚至无法维持下去。1950年，海王村公园被电话局征用，公园内的店铺纷纷迁出，琉璃厂中心地区的格局有所改变。1952年11月中国书店成立。1956年前后，琉璃厂的各个店铺纷纷参加了公私合营，在琉璃厂的来薰阁、邃雅斋、松云阁成为中国书店所属的门店。

60年代初，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服务国家建设，北京市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对琉璃厂文化街进行调整、恢复和充实。1963年11月，中国书店总店办公机构和主要书店从孔庙迁到海王村大院，海王村又成为琉璃厂的中心地带。琉璃厂逐渐形成以中国书店为代表的古旧书业、以荣宝斋为代表的书画店和以北京市文物商店为代表的古玩行的三大国营单位，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197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指示：“北京市琉璃厂文化街中外闻名，把这条街修建充实，使之名副其实。”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直接领导下，有关方面成立了改建琉璃厂文化街的工程领导机构，负责筹建工程事项。1980年，琉璃厂文化街的改建工程动工，拆除了原有的临街铺面房，除了原西琉璃厂路南商务印书馆一所三层的西式楼房依旧保留外，其余的原琉璃厂建筑全部拆除重新修建。到1984年，琉璃厂第一期改扩建工程基本竣工，并在当年9月成立了琉璃厂文化街管理委员会。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建立，琉璃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勃勃生机全新的时期。国有的书店、文物商店、书画店与私营的店铺又同时在这条不足千米的街道上共同经营，出现了众家博采多姿的经营局面。今天的琉璃厂，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窗口和招揽游人的旅游景点，其文化功能和文化的影响与历史上鼎盛时期的琉璃厂文化街有着很大的差异。

琉璃厂文化街的文化内涵

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散地和荟萃中心、北京城重要的传统文化展示街区，不仅是这里经营着琳琅满目的传统文化商品，更在于它所拥有的丰厚文化内涵。

首先，琉璃厂文化街是展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涌现出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老字号。琉璃厂文化街形成和发展的近三百余年中，已成为古代典籍图书、碑帖字画、文房四宝、金石古玩的集中经营区域。这里的店肆，或经营善本古籍、珍稀碑帖，或买卖名家书法、历代字画，或荟萃珍奇珠宝、文物古玩，既有被誉为“免费博物馆”的荣宝斋、庆云堂，也有被称作“开架图书馆”的来薰阁、邃雅斋。这些店铺所经营的是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物品，并且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其次，琉璃厂文化街成为文人学士流连徜徉、安身立命之所，也是社会贤达的交流聚会场所。“以书会友”“以珍奇揽人”成为琉璃厂各个店肆良好风尚和经营传统，历代文人学士把逛琉璃厂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享受,许多文人称书肆店员为“书友”，称古玩行的经营者为“年兄”。清前期，孙承泽、王士桢、孙星衍、朱彝尊、李渔、纪晓岚等人都是古旧书肆的常客。而参加编修《四库全书》的编修官们几乎每日都到琉璃厂书肆搜购书籍。

近代著名学者翁同龢、潘祖荫、李文田、王懿荣等常以书肆为聚会场所，看书赏画、吸烟品茶、闲聊杂谈成为一种风气，高兴之余便为书肆题诗写匾，很多古旧书店的牌匾都是名人学士所题。近现代以来，有的文人学者甚至出资委托行业中人开办书店，如孙殿起的通学斋是由版本学家伦明出资，琉璃厂的长兴书局是由康有为出资。

鲁迅先生寓居北京14年中也与古旧书肆结下不解之缘，从他的日记中统计，在琉璃厂访书购物达480次之多，先后购买3800多册（部）图书、碑帖，当时的来薰阁、通学斋、有正书局、直隶书局、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至于现代、当代的文人学者，更是盘桓于琉璃厂并以此为乐。

其三，琉璃厂文化街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亦文亦商”的经营者，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客观地保护、发掘和传承了祖国的文化遗产。琉璃厂诸店肆的店主或伙计终日接触古旧书刊、碑帖字画、金石篆刻、文房四宝、古玩珍宝，又常年与文人学者或显贵贤达交往，耳濡目染，年长月久对历朝各代的古旧书刊版本、源流、内容、作者以及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知识日趋熟识并逐步提高，或者对文物真假的鉴定、珠宝翠钻的品赏有独到之处，渐渐地造就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平和高超专业技能的“专家式”文化商人。他们或是古旧书刊的版本专家，或为古玩书画的内行，或具有高超的古书装订修补技能或文物鉴定水平，成为经营的权威和骨干。

有的人甚至著书立说，像通学斋掌柜孙殿起著有《琉璃厂小志》《贩书偶记》、王晋卿著有《明版书录》、雷梦水著有《书林琐记》、赵汝珍著有《古玩指南》等等。这些专著，或为研究北京历史的重要的参考文献，或为某一专业领域的必读之书。这些“专家式”商人的经营活动，使琉璃厂成为记载传统文化历史印记的各种载体聚散之地，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发掘、抢救保护和继承发扬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明崇祯年刊刻的《金瓶梅》就是1934年琉璃厂的一家古旧书店从山西收到的。著名的毛公鼎，是德宝斋刘振卿等人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最先发现的，经过陈介祺鉴定，为西周初年成王时期所铸的青铜器。

其四，琉璃厂特有的文化环境，使之成为北京重要文化活动、文化事件的中心或发生地。我国最为著名的文学巨著《红楼梦》的传播，就与琉璃厂有着直接的关系。《红楼梦》最早流传于世间是由抄本的形式传播的，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以“萃文书屋”的名义，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程甲本”，次年又刊行了“程乙本”。程伟元在甲戌本的序言中曾写道：“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这里说的“庙市”指的就是琉璃厂火神庙的书肆，程甲本、程乙本的刊行充分显示出琉璃厂在《红楼梦》的传播和红学发展上所起突出的促进作用。在以后《红楼梦》的版本流传过程中，琉璃厂依然是《红楼梦》整理和刊刻的主要地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琉璃厂不仅仅在典籍方面、文物古玩流通方面独具特色，在其他方面如徽班进京及京剧发展，也与琉璃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初徽班进京，由于清朝规定不得在内城建造戏园、会馆，地处外城的宣南地区是南方各省进京必经之路，成为梨园子弟的落脚之地，像喜连成、富连成、斌庆社等著名的京剧科班都是坐落在琉璃厂四周。而正乙祠戏楼、安徽会馆、湖广会馆这些京剧大师经常献艺的舞台，也与琉璃厂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文化区域。

谈到北京的重大文化活动，琉璃厂地区的新春逛厂甸最为著名。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六，琉璃厂“一市人如海”，海王村公园人头攒动，风车、空竹、风筝、琉璃喇叭等玩具摊杂陈于此，应春的小吃如艾窝窝、豌豆黄等诱馋着人们停下脚步。熙熙攘攘的人群，商贩们高声的吆喝，伴随着风车的鸣响，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市井图画。游动的人群中，时常看到孩子们手中举着一串串几尺长的大糖葫芦，招人眼目，至今这种场景被视为老北京的一种标志。

历史上的琉璃厂文化街由于顺应当时的北京文化消费需求而聚集诸多古旧书肆、古玩店铺和文房用具、碑帖字画的门店，使得这里成为北京重要的传统文化集散地。新的时代北京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更需要我们从传承传统文化的视角，去进一步发掘琉璃厂文化街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此来打造北京传统历史文化的金名片。

内容来源：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