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60载风霜，“雷锋”所代表的美好品德与行为，始终在千千万万普通人身上延续。

或是受雷锋感召，或以雷锋为榜样。从一时触动到一世坚守，从青葱岁月到华发满头，他们用持之以恒的行动，将“学雷锋”刻写在生命的年轮上。

他们就是雷锋，雷锋又何止于他们。这些层出不穷的凡人善举，令雷锋精神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自家挂历记着街坊的上班时间

赵瑞玲，77岁，小学退休教师，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右内后身社区第六党支部书记

学雷锋37年，白纸坊街道优秀共产党员、巾帼志愿服务之星

右内后身社区居民赵瑞玲家里的挂历上，总是画着一个个圈，标出“上班”的日子。可她和老伴早已退休多年，这些标注也跟儿子的工作时间对应不上，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赵瑞玲专门为了老街坊薛淑文所做的记录。她们因白纸坊街道组织的“窗帘约定”志愿帮扶活动结对，每逢“上班”，意味着薛淑文的儿子和老伴都要出门工作，身体残疾还患有低氧血症等疾病的她，就主要倚赖赵瑞玲照顾。

赵瑞玲有三本帮扶日记，她在扉页写下座右铭

“快，帮我烧水！”一天，赵瑞玲上午在社区值班巡逻，回来稍微晚了点儿。虽然清早就已备好馅、发了面，担心薛淑文饿着，她赶紧招呼老伴一起忙活。开包、上屉、蒸熟，牛肉胡萝卜馅包子热腾腾拾出来，顾不上吃一口，连着稻香村的点心给薛淑文送去，一路上还琢磨着，“今儿个包子蒸得不错，她肯定喜欢！”

送饭、聊天、开药……十多年来，“薛淑文家有没有人，她中午吃什么”是赵瑞玲日复一日地惦念。直到去年7月，薛淑文去世，赵瑞玲默默换下了自家窗帘，表达对老姐妹的心意。

“窗帘约定”告一段落，赵瑞玲却没有闲下来。事实上，薛淑文只是她看顾的诸多街坊之一，住在隔壁的郝月花也是一位残疾人。打从赵瑞玲1986年搬来，在楼道里碰见拄着双拐的郝月花，二人之间的情谊便延续了30多年。

赵瑞玲和邻居郝月花

大白馒头讨喜带上几个，赶集发现毛衣不错捎来两件，逢年过节送钱送物，就连郝月花家门上贴的春联福字，也是赵瑞玲年年记挂着买来换上。“谢谢你啊大姐，老让你惦记。”看着她又拿来一套新床单，忙碌着将自己破了洞的床单替换掉，郝月花眼里噙着泪。“咱不说那话，都是邻居，客气啥呀！”赵瑞玲握了握她的手，温暖有力。

近来，赵瑞玲右腿有些不适，爬楼给一位身患糖尿病街坊送东西的任务只能交给老伴完成。“听说谁家有困难，我自个儿先过意不去。就想让人家感到有人在惦记他们，人间不冰冷。”瘦小的她裹紧棉袄，站在楼下眺望，不多时见高处窗户伸出一只手摇晃了几下。“行啦，这我就放心了！”

用一生回报收留自己的那片热土

宋薛宣，66岁，宋记开锁服务中心经理、大兴区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学雷锋37年，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学雷锋标兵等

垃圾箱满得要溢出来，大门也无人看守，在物业未续签合同并撤离后的第三天，小区环境开始变得混乱。

宋薛宣眉头紧锁，新物业还在对接，总不能就这样由着乱下去。“咱先帮忙弄吧！”他干脆一撸袖子，带着家人为小区搞卫生、运垃圾，还自己出钱雇人看门，又修建了两条无障碍通道。除了自己那一摊修锁配钥匙的活计，其余时间都扑在小区义务代管上。足足坚持了近5个月，直到新物业接手。

宋薛宣早晚高峰义务站岗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发生在宋薛宣所住小区里的故事。作为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闯进火场营救居民、为失明老人付医药费……宋薛宣类似付出不胜枚举。然而他却越来越少谈及自身，而将这些举动归结为善的延续。

19岁那年，宋薛宣写下“我想要当兵”，成为北京卫戍区某部一名普通战士。当时正值3月初，部队开展“学雷锋”活动，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雷锋精神，唱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

退伍后，宋薛宣带着修锁技能来到大兴谋生。经济窘迫时，许多热心人伸出援手。“六汉停车场的曹经理，每天给我免一毛钱住宿费，工商局的侯大哥，把他家省下来的粮票和衣服送给我……”这些点滴温暖，令宋薛宣记了几十年。他暗下决心，有条件时一定要回报这些恩人，回报这片收留自己的热土。

怀着这份质朴信念，宋薛宣和几位同样热心公益的个体户在1987年成立了大兴区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给附近居民义务修锁、理发，帮扶有困难的群众。没想到一做就是30多年，加入进来的志愿者还越来越多。直到今天，意气风发的“小宋”成了年过花甲的“老宋”，每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他还会带着雷锋队的成员站在附近学校路口维持秩序。

有时，宋薛宣也会听到一些声音，说他傻，或者揣测他做志愿为了牟利，他从不往心里去。“部队教给我，无论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我认为雷锋是个好人，我也想像他一样，一辈子做好事。”

雷锋精神让灵魂升华

公方彬，61岁，国防大学教授

学雷锋41年，曾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

每年资助6所学校，120名学生，每人1000元，总计12万元，这是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前两天刚刚完成的“助学账本”。

这样的义举，公方彬已经坚持了41年，资助金额近300万元。至于何时会停止？他的回答是，要么中国再没有贫困学生，要么自己也进入了贫困者的行列。

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根本在于公方彬找到了支撑行为的力量源泉。那所记忆深处的山村小学，是他一切思想的原点。

1982年，入伍第二年的公方彬在广西进行野外训练时，路过当地白竹小学。他探头张望了一眼，立时心里酸涩不已。十几个孩子，每人面前垒座土坯，用树枝在上面划拉，哪看得到纸笔！

公方彬成长于沂蒙山区，自小求学艰难，眼前境遇勾起他内心沉淀，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跑回营房，取出省吃俭用小半年的30元士兵津贴，买了纸笔送去。孩子们小心翼翼摩挲着新本子和花铅笔，喜悦神情让20岁的公方彬身上涌动起一股莫名暖流。这一瞬间，他仿佛找到了与像自己一样困难过，或者处在困难中的人交流的渠道。

打那以后，公方彬开始不断为困境人群寄信汇款，从零散寻觅，到系统对接学校学生。在部队，他从事信仰信念等思政研究，资助行为令价值、意义等有了具象表达，反过来又持续强化、支撑其所研究的理论体系。他既是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又是践行者，二者相辅相成，逻辑自洽，构建了他知行合一的理想大厦。

当然，自己这样做，身边的人一开始不见得能理解。公方彬免不了要想点“技巧”，把工资以外的稿费、讲课费“截留”下来，免得“都揣媳妇兜里了再要，那估计她舍不得”。

这样“稀里糊涂”十几年，到了2000年初，妻子才知道确切的捐献数字。儿子在旁边打趣，“嘿，都能买辆车了！”不过，多年潜移默化影响，妻子虽有些惊讶，却很快接受了。那会儿汇款还要去邮局，令公方彬感动的是，自己工作忙碌时，媳妇会主动提出帮他寄信。“总体来讲，很难得啦！”

持续助学，公方彬也曾遭遇过“受伤”和“欺骗”，但他从不多谈。他以自身心境转变，将做好事划为三个阶段。其一，不麻木，与痛苦者同感，出于当下的本能去帮助对方。其二，通过帮助他人体验到充实与满足，从而愿意继续做好事。其三，可能也是很多数十年如一日以雷锋为榜样义务行善的平凡人都会领悟的，为自身的理念行为而感动。“外界荣辱与我无关，对方不回报我，甚至恶言相对，都没有关系。发自内心的行善，会不断净化和升华自己的灵魂，离开世界时一定是愉悦的、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