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王小波童年的北京风景

近日出版的传记《王小波传》中，作者房伟以作家王小波的人生轨迹为记述主轴，追溯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一直写到重回北京再返校园，及之后留学海外的经历，中间夹忆不少王小波鲜为人知的成长秘辛。书乡此次还专访了作者房伟，探讨了创作一部严谨而有创见的传记的写作心得。

王小波在大木仓胡同居住过的平房

儿童时代的王小波（宋华提供）

王小波一家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宋华提供）

与李银河婚后合影于宿舍楼前（李银河提供）

《王小波传》 房伟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从成方街爬上城墙

1952年5月，王小波出生在北京复兴门成方街的一家医院。王小波的父母是1949年后进北京城的干部，王小波在北京的几处住所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房伟看来，王小波所居住的大院的那种大院文化有别于王朔、姜文的“部队大院文化”，也有别于“市民胡同文化”，而是事业单位、高校团体有知识分子气息的大院文化。

成方街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内北侧，现属西城区，东起闹市口，西至顺城街，与南兴盛胡同、金融大街相交。这里原有元朝兴建的城隍庙，热闹非凡，明代以此命名为城隍街，如今城隍庙遗址尚存。

房伟在传记中对照了王小波在《北京风情》中写成方街：“我小时候住在成方街，离北京的城墙很近。就在这条街的尽头，城墙塌了一个口子，沿着一道陡坡，躲开密密麻麻的酸枣刺，就可以上到城上。”

房伟考察到，1949年后成方街的几处四合院成了教育部的进京人口安置地，四合院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柴米油盐中亲如家人，其中有不少像王小波一样跑来跑去的孩子。与老家是四川的父亲和山东的母亲相比，王小波这一代四合院长大的孩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家乡观念已经不是很重，或者说在他们眼中，北京就是家乡。

▋“铁一号”的奇幻空间

1955年王小波三岁这年，全家迁居到著名的铁狮子胡同（今已改名为张自忠路）一号。王小波的母亲宋华在教育部工作，父亲王方名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铁一号”是当时的人民大学家属宿舍。

“铁一号”赫赫有名，一直是历史风云变幻的核心，书中形容这里充满了“阴谋与阳谋、斗争与联合、铁血与恐怖”：明崇祯末年，田贵妃的父亲在此建府邸“天春园”，门口有两个大铁狮子，铁狮子胡同由此得名，相传吴三桂和陈圆圆就是在此相识；铁狮子胡同见证过几百年风云变幻，这里曾是康熙九贝子允禟、雍正年和亲王弘昼等府邸；近代这里更成了民国政治风云的重要空间。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在被战火焚毁的胡同原址建造了一组欧式风格和中式风格杂糅的楼宇，北洋政府期间成了段祺瑞执政府，之后这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日据时期是华北日军首脑机关和特务机关所在地，许多建筑都成了王小波儿时探秘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铁一号”被拨给人民大学作为校舍。在后来这里有了“红”“灰”二色的居民楼，王小波一家当年就住在红楼。房伟看来，与成方街不同，“铁一号”的历经历史的建筑构成了王小波童年内心的秘密花园，他在与小伙伴的嬉笑打闹中感受到历史和文化的神秘。周末的“铁一号”时常举办茶话会、联欢会、京戏专场等活动，王小波就会在桌子下面钻来钻去，不停地捣乱。他也在哥哥等大孩子们的带领下，穿梭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中探险，王小波的“钟楼情结”也由此而来。

王小波在《三十而立》中写道：“我记不清楼里有多少黑暗的走廊，全靠屋顶一块明瓦照亮；有多少阁楼，从窗户直通房顶。古老的房子老是引发我的遐想，走着走着身边空无一人。”“铁一号”的影子还出现在他的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中，他写道：“我住在立新街甲一号的破楼里，庚子年间，有一帮洋主子在此据守，招来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大叔，把它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八十多年后，它还摇摇晃晃地站着，我还得住在里面。”

房伟用现代心理学的方式分析作家的童年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出身乡村的作家，容易对狂野、荒坟、植物和动物产生神秘感；而出身城市的作家，容易对某个特定的空间产生神秘感。“铁一号”的历史建筑群就成了王小波的“特定空间”。

▋“林园楼”外探索大自然

两年后，王小波一家搬进了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教师宿舍楼“林园楼”二号楼。王家和人民大学的渊源很深，房伟考证，人大校园内的家属区从一开始到后来扩大，包括“林园楼”“静园楼”和“宜园楼”三处社区。当时的人民大学在北京西郊，不是如今寸土寸金、毗邻热闹的中关村的海淀核心地区，那时的人大附近还未开发、非常荒凉，学校不招收本科生，只招研究生，所以人也并不多。这就比“铁一号”在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上要更自由广阔了。

“林园楼”是按照当时最时髦的苏式单元楼模板设计的，居住更舒适了，而且也有机会亲近大自然。王小波和兄弟姐妹们捉蝴蝶、捕昆虫、观察不知名的草木、用弹弓打鸟、抓可怜的小刺猬，还用泥土堆出城墙和堡垒，做小孩打仗的游戏。王小波记得，在人民大学操场上，大人们摆起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水缸种植“小球藻”，扯了几十条电线，布置无数的电灯，夜幕降临，操场上灯火通明，大家眼巴巴盼着“魔幻植物”长成“绿色面包”。王小波家也种了不少“小球藻”，可结果除了浪费电，只收获了一缸臭水。

王小波儿时从在人民大学附属幼儿园到人民大学附属小学，10岁时转入二龙路中学附属的大木仓小学。房伟查到，当时的二龙路中学是教育部的直属子弟学校，大木仓小学有“五年一贯制”和“六年一贯制”两种学制，加上中学就变成了“九年一贯制”和“十年一贯制”，王小波从人大附小转到大木仓小学后，读的是六年制的班级。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交通不很发达，人大比较偏远，王家孩子又多，宋华便在教育部院内申请了一间房，带着几个上学的孩子住在那里，王小波和哥哥跟着父亲住在人民大学，周末一家人再去西郊团聚。王小波是个顽童，当时物质生活不富裕，有一次他误把家里养的母鸡砸死了，自知犯了大错的王小波不敢回家，怕挨父亲打骂，愣是从晚上七点走到十一点多，走了四十多里的夜路走回大木仓胡同妈妈那里寻求庇护。全家人为了找他焦急不已，好不容易找到了，也不好意思打他了。

▋大木仓胡同的阅读时光

后来王小波从人民大学搬到了教育部在大木仓胡同的宿舍，住在一栋叫“小红楼”的职工家属楼。在二龙路东头的大木仓宿舍也有一段历史，它在清初是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府邸，民国时被第十七代郑亲王抵押给了西什库天主教堂，1925年被租给中国大学做校址，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转手，成了教育部的宿舍楼。

王小波在散文中写过：“那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房伟采访了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胡贝戏言，教育部子弟中出了两个“大作家”，一个是“50后”的王小波，一个是“60后”的汪国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胡贝还经常看到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买早点，“不同的是，王小波异常邋遢，而汪国真衣冠楚楚”。

房伟在《王小波传》中着重写了读书对王小波的影响。宋华每次给每个孩子三毛钱坐公交车，王小波把钱省下来买书，有时候走着回家，有时候蹭票。父亲王方名有不少藏书，但不让孩子们看，王小波和哥哥王小平只能偷书看，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写父亲把书都锁在柜子里，里面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有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哥哥怂恿他“火中取栗”：你小，身子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王小波说，“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放学后，王小波还常常去西单的旧书摊“蹭书看”，七七八八看了不少杂书。传记中写道：“王小波读书非常快，记忆力超群，一个小时能看一百三十多页书，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看《水浒传》，简本《聊斋志异》等，姐姐王征记得那时王小波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雅可夫斯基”。房伟在王小波姐夫姚锐戈的帮助下，到访了王小波生前居住的一处住所，这处小屋是在教育部院内，是他母亲宋华分配的，王小波生前在此住过不短的时间，他平时就在这里看书写作，以便照顾年迈的母亲。在这间宿舍里房伟见到了王小波的大量藏书，一类是文学名著，另一类是中国传奇演义和民间故事，他看拉伯雷的《巨人传》、卡夫卡的《变形记》，还喜欢杜拉斯、萧伯纳、奥威尔、卡尔维诺等近现代作家，他喜欢幽默的作家，如马克·吐温。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王小波从儿时一如既往的阅读偏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1969年5月，王小波主动申请去云南插队，属于他在北京的无忧无虑的、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童年生活结束了，这一年他17岁——青春突然到来。

这群在新北京长大的孩子们的童年“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回廊，感受钟楼的恐怖；在高高的房顶，享受鸟儿的自由；在落日的余晖里，寻找传说中的地下水牢；在磨损而破败的木质地板上奔跑，在某个幽暗的角落捉迷藏”。从成方街到“铁一号”，从人大“林园楼”到大木仓胡同，房伟用这条居住轨迹写出了北京这座城市是如何成为王小波文学生涯的“原发时空”。

对话房伟：传记写作需要诚心和耐心

王小波住过的铁狮子胡同的小红楼

王小波曾经的居所 李银河提供

王小波李银河夫妇与外甥姚勇 姚勇提供（姚勇毕业于清华计算机系，还曾加入过乐队“水木年华”）

▋许多研究者不愿下笨功夫

书乡：您在山东做工人时读到王小波，被感动了，后来是如何动念来写传记的？

房伟：我第一次接触王小波是在1997年，那时我在一家企业工作，读的第一本王小波的书是《白银时代》，初读感觉和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有很多差异，这也对我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冲击。但那时还不太理解，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社会的摔打，对他的作品又有了新的感悟，从《黄金时代》开始，系统阅读王小波的作品，逐渐有了心灵共鸣。我们在90年代遇到的心灵困境，与王小波的时代有不同，但也有着诸多联系。可以说，王小波的作品，让我有了应对人生困苦的勇气，也鼓舞我挣扎着走出泥沼，通过考研改变了命运。读研究生之后，我对王小波的兴趣，从读者的方向转到了研究方向，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以王小波与鲁迅之间的比较论为题展开。王小波成了我思考整体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撬动点”。这之后，我保持着对王小波的研究兴趣。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型传记写作，一直是研究的短板，这里有很多原因，传记写作的材料收集取证困难，也面临着诸多禁忌，现在很多青年当代文学研究者，都不愿下这个笨功夫。但是，严肃的学术传记，对当代文学史有着重要价值。我虽能力有限，但愿以绵薄之力，在此领域做点事情。而且，在我看来，王小波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转型，有着重要象征意义，值得去认真研究。

书乡：您的许多采访是在2012年完成的，这本书从采访到出版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您为这部传记做准备一共多少年的时间？

房伟：我有给王小波写传记的想法，应该是在读博士期间，后来陆续做了很多准备，从2012到2014年这本书的第一个版本，我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资料的寻找。2018年的第二个版本，再到今天的版本，这期间，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做相关的采访与资料收集，我也找到了不少新的材料。比如，王小波作品的海外传播问题，我这几年还在写相关文章。2023年版的《王小波传》，有不少新的材料，也有我这些年，持续对王小波问题的思考。

书乡：距离王小波去世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他生前许多家人好友还都在世，您在开始写作前曾有哪些顾虑？

房伟：要考虑的事肯定很多，比如王小波粉丝们的认可度，比如大量的亲朋好友的沟通工作和第一手的资料寻找与爬梳。我想，对于传记材料的选择，既要坚持第一手资料为先的基本原则，也要有相应的灵活处理，比如，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将已找到的资料进行对比，让读者自行判断。王小波的确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也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我不敢说自己的研究，就一定是无可争议的，也一定会存在很多缺憾。如果我们当代学者都回避当代作家传记的写作，时间长了，很多当事人不在了，很多资料遗失了，将来写作起来难度更大。

把目光放在现代文学我们会发现，鲁迅的传记就有几十种，沈从文、丁玲等现代文学家的传记也非常多，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作家的传记，似乎成为了某种大家规避的领域，很多中青年学者也不愿涉及这个领域，对高校而言，这类选题难发文章，难申请课题，难以获奖，“出力不讨好”。我是个执拗愚笨的人，我的想法就是，艰难的基础性工作，总要有人去做，我们尽力去做，给后面更有水平和能力的青年学者，提供一点研究基础。

▋在出租屋写传记被冻醒

书乡：这本书花了很多篇幅、几乎事无巨细地写了王小波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的写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生活场所为转移，以王小波的视角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串联起他的创作，以及这种生活环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王小波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是这本书的一条线索，您在构思时有过哪些结构想法，最后为何选择了这一种？

房伟：作家生活空间，会对他的精神成长，产生难以估量的，潜在的影响。作为一个50后作家，王小波的成长时代，几乎与共和国的历史同步，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与感受，也是王小波日后创作的重要源泉，王小波也以此来展开他的人生思考与严肃的文学探索。“革命北京”与“边地云南”“海边的胶东半岛”“现代化的北京”等地理空间，都构成了王小波精神成长的线索，也构成了他作品的重要的地理空间。

书乡：书中采访了大量王小波的亲友，如他的母亲宋华、好友胡贝等人，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他们的，又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您的采访的呢？

房伟：传记写作，与传主的亲朋好友的沟通，是重要工作，需要诚心和耐心。感谢好友，人民大学的杨庆祥教授，梁鸿教授，华东师大的黄平教授，北京师大的张莉教授等朋友，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一点点地做工作，认识了胡贝老师、评论家李静女士，再接触到了王小波的小学同学、好友、插队时期的朋友等，再一点点地采访王小波的家人。这期间有不少困难，但更多的是让我怀有感恩之心，我只是个普通的研究者，感恩这些朋友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与鼓励。

写作《王小波传》，没有什么课题经费，也申请不到课题，完全是自费来做这件事。当时我在山东某高校任副教授，收入低，家庭负担也比较重。好在济南到北京比较近，我利用业余时间，往返在北京与济南之间，我当时就住在人民大学旁边的一个逼仄的出租屋内，北京的冬天很冷，我经常被冻醒，好在有着朋友们的支持，总算是坚持了下来。

书乡：王小波的爱人李银河女士是颇受公众关注的人物，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也成为了其作品和本人的推广者，您在写作过程中与李银河女士探讨过应该塑造怎样一个王小波吗？

房伟：感谢李银河女士对此书写作的支持。李银河对王小波的作家之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既是王小波的妻子，也是他的知己和坚定的支持者。王小波先生去世之后，李银河女士对王小波作品的流传推广，甚至是王小波的经典化，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想，每个人心目中的作家，都会有着不同的面向。我试图从学术的角度，努力展现王小波的精神成长史与作品的内涵，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存在很多局限。

书乡：您在传记中提到婚姻和爱情的复杂性，读者可能对王小波李银河的爱情有着理想化的想象，但事实是他们也怀疑过和犹豫过，也曾对彼此有所不满意，书中点到为止地写了一些；王小波身上还有许多其他谜团未解，包括回国的原因、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收入状况等问题，您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证和判断，结果与外界的想象大不同，这些考证对王小波的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您在考证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

房伟：任何传记写作，也只能是靠近历史的一种努力，存在很多局限。因此，作家的传记，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作为传记作者而言，只能在自己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考证的部分比如对于王小波的职业收入情况，要感谢台湾《联合报》的主编宇文正女士，我去台湾时，通过和她的访谈，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我们才了解了王小波获《联合报》奖的评审过程及其内部的争议，并对王小波的获奖的奖金有了准确认知，对于王小波的稿费收入，我也做过很多调查走访，特别是对王小波发表作品时的责编，如《花城》编辑文能先生等的采访，才进行了测算。这还要感谢被访者的热情支持。

▋写作存在代际隔阂

书乡：您在后记中写自己青年时第一次读王小波的时候并不理解，直到经历过一些坎坷，在比较困难的处境中才被王小波打动，“我们遭遇的精神困境，其实王小波早就有了答案”，在今天看来，王小波仍然是有意义的吗？王小波的读者是否集中在某一年龄段？为什么？

房伟：王小波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爱智慧，爱美和一切美好的东西，在王小波复杂的文本之内，其实有着非常朴素的认知内核，这些东西，应该是常识，但又是如此难得与宝贵。它对我们在困境之中，坚守心灵的诉求，坚守内心的底线，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都有着重要价值。我想，这个影响，不能以年龄段来简单区分。

书乡：王小波的特立独行在于他不同于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王安忆等80年代成名的作家，也不同于迟子建、毕飞宇、刘醒龙等90年代成名的作家，而所谓“非主流”的王朔、卫慧、棉棉、林白，还有韩寒等80后一代写作者，不管是在“文学体制”内还是“市场经济”内，王小波都是游离在外的，“王小波为什么与众不同”这个问题贯穿了整部传记，您认为这部传记阐述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房伟：我想，这需要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不能讲王小波和时代脱离，比如，王小波从性爱的角度，阐释小说的主题。这种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而王小波脱离体制的做法，在90年代也有着大量作家离开体制的背景。但是，他又有着很大不同，比如，王小波小说的理科趣味和理性思维，科学主义的影响，精英主义高度与深厚的生活经验，保守启蒙的思想与形式上非常创新的小说之间的张力等因素，这使得他处理爱情、历史、知青经历等题材，获得了一种别样的价值境界与别样的表现形式。这一切都让他显得如此“特立独行”。

书乡：您是70后作家，王小波是50后作家，这中间差了一代人，您在写作中会感到隔阂吗？您搜集到了许多当年的材料，这是十分珍贵的，也不易找到，可以聊聊您当时搜集材料的过程和其中发生的印象深刻的事吗？

房伟：应该说，存在着不少隔阂。我也是在资料收集和不断的采访之中，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搜集资料的过程之中，有很多意思的事，记得王小波的小学和初中同学胡贝先生，带着我和陈建宾，一起去教育部大木仓宿舍区，还原当年王小波和他读书和生活的场景。我们还一起去寻找王小波曾工作过的集体企业，北京西城区电子元件厂，厂子早就没了，当年住在附近的工人，大多迁徙到了大红门，我们又一家一户地打听询问那些北京老住户，这些过程，虽然非常繁琐，但也是有趣的经历。

作家简介：

房伟：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有学术著作《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研究》等7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小陶然》出版，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