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语出自南朝文学家范云的《咏寒松诗》。松，岁寒三友之首，以劲节称，古来咏松之诗不胜枚举。《论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诗文以松喻人，托物言志，赞颂在得失荣辱间，不失本色，不易初心的谔谔俊杰。在昌平历史上，同样有这样的人物，他就是被毛主席誉为“中唐俊伟”的左谏议大夫、昌平侯刘蕡。

刘蕡，字去华，唐代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人，吏部尚书杨嗣复门生，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进士擢第，曾客居河南汴梁一带，熟读《春秋》，通于古今，善于谋略，能言兴亡之事，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与之交为莫逆，宰相牛僧孺待之以师礼，逝世后与柳宗元并称“二贤”，是昌平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士。关于刘蕡的具体生卒年，史载不详，他一生最大的转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此前，刘蕡以士子之微寄身乱世；此后，他因直言极谏而名垂青史。

刘蕡所处的时代，正值朝纲废弛、风雨飘摇的唐代晚期，由于政治昏暗、腐败丛生，唐王朝已呈现“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的危机，元和年间，甚至发生了中尉王守澄弑君谋逆的事来，杀唐宪宗李纯于中和殿，天下悚然。大和二年（828年），意欲扭转这一局面的唐文宗李昂“思洗元和宿耻”，下诏恭俭求理，策试贤良。《新唐书·刘蕡传》载，当时赶赴长安，参加应试者百余人，策对多为肤浅平庸之论。唯刘蕡脱颖而出，直言极谏。他明知“言发而祸应”，仍抱“死无悔焉”之志，以洋洋五千余言，切陈宦官专擅之弊，建勤政、严法、任贤、去贪等治国之策。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等阅毕刘蕡的策论后大为叹服，将他与汉代政论家晁错、董仲舒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刘蕡之策更胜一筹。一时间谏官御史、文林士子争相传诵其文，朝野震动，对刘蕡敢于谏言，切中时弊，交相称赞，“叹其诚鲠，至于垂泣”。但这却引起了权宦对他的深嫉切恨，不仅将刘蕡除第，禁止登朝为官，并伺机构陷罪名，贬为柳州司户参军，谪发岭外。最终刘蕡因直言获罪，客死异乡。

刘蕡的对策虽没有被采纳，但他对时局的见解却被证实是正确的。在他“身死异土，六十余年”后，左神策中尉、骠骑大将军韩全诲与外臣勾结谋乱，将唐昭宗劫持，后虽经宰相崔胤救驾，但这一叛乱深深动摇了唐王朝的根基。返回长安的唐昭宗，惊魂未定，不禁想起六十年前刘蕡的那篇对策。感于刘蕡虑事之远，谋国之忠，遂下旨追赠其为左谏议大夫，封昌平侯，赐谥“文节”。

后世的元朝统治者，为表彰刘蕡的气节，储养一心为国、公正无私的人才，于泰定二年（1325年）“置谏议书院于昌平县，祀唐刘蕡”。元文宗天历年间（1328年—1330年），又经驿官宫君祺奏请，建刘谏议祠。谏议书院是元代地理位置最北的书院，也是元中期大都地区最著名的三所书院之一。这三所书院分别是昌平谏议书院、房山文靖书院、霸州益津书院。刘蕡因此成为士林学子“以德化民”的垂范。

如今谏议书院已难寻遗迹，但先贤之风依然山高水长。刘蕡以一介落第贫士，而入正史、获谥封，史家为之立传，后人为他建书院、修故里、立碑祠，自唐至今千余年来传承不绝，可谓唯有德者留其名！《旧唐书》载，在刘蕡生前，唐代名臣令狐楚、牛僧孺等，皆待其如师友，“以师礼礼之”。刘蕡卒于柳州任上后，柳州人民将他葬于鹅山之侧，建刘贤良祠，与已故柳州刺史柳宗元祠并峙，合称“二贤祠”。在家乡昌平，元代已建有刘谏议祠，明崇祯五年（1632年），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为刘蕡亲撰碑文，以风策士。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顺天府志》、《太平广记》等古籍都有关于刘蕡的文章或事迹的记载。唐、元、明、清等历代的文人墨客，为他写下了大量凭吊的诗文。唐朝诗人李商隐是刘蕡生前挚友，作《哭刘蕡》、《哭刘司户》等诗数篇，以表达“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的钦敬之思。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高度评价刘蕡的人格，称有唐一代敢与权宦奋死挹注、极谏相抗者“仅有一刘蕡”。

历史有幸有不幸。刘蕡生逢乱世，因言获罪，颠沛残生，这是他的不幸。而在面临国祚危难、政弊丛生的关头，他以一声叱咤、一篇奇文、一身风骨，赢得生前身后名，则是他人生之大幸。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阅读《旧唐书·刘蕡传》时，以“起特奇”三字评价刘蕡的这篇《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并写下了上面这首盛赞刘蕡的七绝。

毛泽东主席题写刘蕡诗文碑刻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刘蕡传》（节录）

历代名人赞咏刘蕡诗（选录）

“刘蕡故里”碑拓片，清初吴下（江苏南部）人倪钦题写

位于昌平石刻园的刘蕡故里碑

《隆庆昌平州志》所载之刘蕡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