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的一个夜晚，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信件。信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国人士传递了这样一个消息：中国传世名画《五牛图》现身香港，将要被拍卖，起价10万港币。

《五牛图》是唐代著名画家韩滉所作。“韩滉画牛”名垂中国画史，而《五牛图》是韩滉留存于世的唯一一件作品。

《五牛图》的收藏记录，最早见于宋徽宗赵佶的《宣和画谱》。南宋灭亡后，《五牛图》流落民间，饱经磨难。到了清朝乾嘉年间，《五牛图》和《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历代名画，陆续被收入宫廷内府，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倍享“国宝”之尊崇。

乾隆皇帝为了保存好这幅国宝级名画，甚至专门修建了一座用于存放《五牛图》的宫殿。

然而乾隆皇帝一生所珍爱的《五牛图》却因一场变故，改变了传世名画的命运。

1900年，以英法联军为代表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冲进紫禁城，火烧圆明园，抢夺和损毁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五牛图》也未能幸免。令人诧异的是，历经半个世纪后，它居然出现在了香港。

1952年初的一个晚上，香港富商吴蘅荪举办了一场晚宴。酒至半酣，主人吴蘅荪叫停众人，请嘉宾们欣赏这幅名画。

原来，《五牛图》当年被掳掠出中南海后，侵略者并不知道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而是把它当成普通的画作，低价卖掉了。几十年间，《五牛图》饱受风霜，几经辗转，最终流落到香港。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吴蘅荪在地摊儿上买下了这幅残损不堪的《五牛图》。数十年来，他小心翼翼收藏着这幅脆弱的纸本画作，奉若至宝，秘不示人。不料，吴氏企业遭遇困境，濒临破产。为筹措资金渡过难关，他将以10万港元的底价委托拍卖行，拍卖《五牛图》。

当时的香港还在港英当局控制之下，多方势力交错，形势严峻。抢救国宝，绝非易事。周总理将会做出怎样的决策呢？

在国际上，文物的回归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是回购，第二是捐赠，第三是追索。对于《五牛图》来说，按当时的形势，想回归内地，只能回购。

拍卖竞价，结果难料。周恩来总理思索片刻，立刻想到了一个人——郑振铎。

郑振铎是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首任局长，也是新中国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当夜，周恩来总理迅速向郑振铎作出三条重要指示：

1

立即派遣专家前往香港，对《五牛图》的真伪进行鉴定，然后决定是否收购。

2

如是真品，收购后要选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回国，以确保文物安全。

3

文物运回后，要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存。

为确保《五牛图》回归工作万无一失，在向郑振铎急切下达三条指示之后，周恩来总理又想到了一个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

1952年初的一个夜晚，一封绝密电报从北京发到当时新华通讯社驻香港分社，内容只有短短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和香港文物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郊，电报往返，紧急部署着收购《五牛图》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几个国民党特工领到了蒋介石签发的一道密令。和以往不同，这道密令不是前往大陆执行破坏、暗杀和绑架任务，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任务是“夺宝”。

《五牛图》现世的消息，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蠢蠢欲动的国民党特工，还有众多的古董商人、英美收藏机构的代理人、携带着大量美元的私人收藏家，都在暗中活动，流转于香港各大拍卖行，不断打探消息，随时准备将这件国宝级文物收入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