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到2020年，在中国上市的37个1类新药中仅有3个产品具备原创新作用机制——近期，不少业内人士都谈到了这组数据。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的前沿药物研发专题论坛上，多位业内专家和知名药企负责人为我国生物医药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开药方”。

中国抗肿瘤新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走向创新的艰难过程。在2014年之前，我国医药工业聚焦于原料药、仿制药的生产，甚少有创新药面世。2014年，我国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甲磺酸阿帕替尼上市；2015年，自主创新抗肿瘤新药西达本胺上市……在专家看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取得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

多位业内专家披露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到2020年，在中国上市的37个1类新药中仅有3个产品具备原创新作用机制；全球在研的401个靶点中，中国本土仅覆盖了80个；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仅有22%的产品数量聚焦在前十大热门靶点，而中国的比例却高达47%，存在新药研发扎堆、同质化现象。

知名专家、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在论坛上披露了影响中国新药创制最关键的三个因素：资金投入方面，国内研发投入排在前十的药企，其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平均在1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研发投入比例；在创新程度方面，中国之前的创新药罕有源头创新，西达本胺、泽布替尼等也是基于海外已上市创新药进行的化学结构改造而来；在临床研究方面，我国创新药企业设计能力有限，临床设计方案缺乏亮点，也缺乏经验丰富的研究团队。

“美国生物医药从1993年到2022年每年平均20个、最高可以达到60个创新药。”马军说。这背后是研发投入的大力支持。例如，2020财年美国联邦政府一半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到生命科学领域，其中重点是生物学和医学，分别占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经费的49.5%和36.1%。相比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还不足。

另一方面，转化医学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他介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早在2003年就提出转化医学发展路线图，整合医学院、医院、研究所、制药公司等资源，促进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物研发和医疗实践之间紧密便捷互动。

“生物医药企业找新靶点非常困难，从发现到验证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科研院所每年发大量的文章，但把科研发现转化为临床应用也比较困难。”加科思药业董事长王印祥说，企业可以利用生命科学领域公开发表文献去做药，三四十年前发现的靶点以及有几万篇论文都没有转化，有海量靶点可以提供给企业去选择突破。

“我对中国非常有信心，环境起来了，很多方面与国际接轨。”曾在阿斯利康担任全球高级医学总监的科望医药首席医学官秦续科点赞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环境的同时，也看到了新药研发人才缺乏、不足以支持新药研发的现实问题。他说，国内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界限非常明显，但国外跨界合作很常见，应突破界限加强合作。

“基础科研要结合临床，不能闭门在生物工程里面做，也不能是医院医生做，应该联合在一起做。”马军说，多位医学博士曾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们和基础研究、转化医学的专家在一起开创了生物制药新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