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上，出现过许多个性突出的女性形象，她们在戏曲人物的“画廊”中凭借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韵味而经久不衰，并且与经典文学作品互为印证。这些女性形象好似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人们的眼前不时掠过，引人深思。

元代，社会动荡不安，矛盾日益加剧，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在正统汉学被弱化的同时，满蒙文化与汉文化相交融，儒学的地位遭撼动，女性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了女性反对礼教、追求生命解放的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生动可人，与唐传奇中单一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可以大胆地与张生相爱，相比之下，《莺莺传》里的莺莺则是一副封建社会伦理下的大家闺秀面貌，只能被动地与张生恋爱，而张生始乱终弃，最后承受悲伤的结局。

相较于元代，56从她们身上，多角度地反映出明代社会的多样组成，体现了“文学急剧地向着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的特点。明传奇可称为“一代特殊之乐章”“一代特殊之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别创之格”——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张扬生命，展示才情，向往至爱，勇于探寻自我存在的价值。而在小说中，以潘金莲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呼唤情欲，幻想爱情。这都成为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一种象征，她们不再被动地屈服于男性，有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当然，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也融入了作家的伦理观，即遵从“从一而终”的思想——杜丽娘因爱慕柳生而死，死后作为一个鬼魂依然要与柳梦梅结为夫妻；潘金莲打破了封建伦理的“从一而终”，最终落得悲惨死亡的结局。尽管明代戏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较元代有了较大改观，仍摆脱不了“情”与“礼”必须融合的桎梏，这是明代女性观落后的一面。

清初的戏曲小说依然保持明末的旺盛势头，尤其是社会的动荡给文人带来痛感，所以女性形象中附带着不少隐喻。在戏曲方面，《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作为下层女子，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与侯方域双双采取了入道的方式，以抒发兴亡之感；《长生殿》中，作家洪昇通过描写杨贵妃与唐明皇的“钗盒情缘”，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呼唤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在小说方面，《红楼梦》不仅塑造了林黛玉、薛宝钗等官宦人家的才女，也刻画了袭人、平儿、香菱等出身寻常的婢女，这些女子性格各异，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已成为不朽的经典。而《聊斋志异》构筑了一个狐鬼世界，赋予狐、鬼、花妖、精怪以变身的女性形体，因其不受封建思想的约束，所以“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范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相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由此反映出作者对精神和谐的向往。伴随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提升，清代戏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加生动、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刻画；作家通过对女性命运的书写，用以寄托自己的人生主张及理想。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在戏曲小说中，女性的命运多是“哀而不争”或“争而后哀”的。但女性形象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她们身上，反映出作家创作态度的转变、反映出社会思想潮流的转变，这些转变对戏曲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打破礼教桎梏、争取精神自由的艰难历程，展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历史发展轨迹的不断深化，这促使更多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