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慧寺外观  姜英鎏 摄

大慧寺，又称大佛寺，位于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大慧寺路11号。历经五百年岁月沧桑，其现存建筑仅余大悲宝殿，占地面积不到全盛时期的二十分之一。作为明代宦官建造的寺庙，大悲殿的重檐庑殿顶建筑以及保存至今的殿内彩塑、壁画，在北京地区并不多见。

大悲宝殿也称大悲殿，坐北朝南，殿内主尊造像为千手观音像，观音两手抚摸金童玉女头顶，左右站立胁侍菩萨像，高约12米，殿内东西墙壁各立9尊彩塑神像，观音像北部墙壁左右各立5尊彩塑神像，观音像背部下面有3尊坐卧佛像，墙面上部还存留有壁画。院内石刻林立，院中一棵古老的黑枣树，默默守护着大悲殿。

大慧寺的兴建与明代正德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正德皇帝15岁即位，少年轻狂，十分叛逆，打破传统皇帝工作职责，常常自行离宫、离京，直接使用亲信宦官处理朝政。正德二年（1507年），在西华门外修建豹房，建造宫殿、戏院、佛堂，宠信的太监、番僧、乐人多聚于此，集公务、拜佛、看戏于一体，在豹房伺候皇帝的就有主持建造大慧寺的太监张雄。

正德皇帝迷信佛教，以致北京城内外，帝后皇室、达官显宦，竞修佛寺，谋来世福。仅在北京西郊修建修缮的佛寺庙宇就有四百余处，王廷相的《西山行》描述了当时的部分景况。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记载：“明正德癸酉（1513年），司礼监太监张雄建寺于宛平县香山乡畏吾村，赐额大慧，并护敕于碑……嘉靖中，于其左增盖佑圣观，于是合寺观计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亩。”可见大慧寺原有规模之宏大。

嘉靖皇帝信奉道教，道士趋之若鹜，廷臣一意媚上，于大慧寺增建佑圣观，也算顺应了嘉靖时期的宗教倾向。明代万历皇帝虽然信奉佛教，佛教再度兴起，可他并不排斥道教。大慧寺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重修，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锡爵撰记。明代史志书《宛署杂记》记载“宛平一县，版图仅五十里，而二氏之居，已五百七十余所”，文中“二氏”即指佛教、道教。明后期，大慧寺主要用于供奉宦官遗像。明代宦官刘若愚创作的笔记《酌中志》有云：凡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故后各有牌位，送外经厂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门外大佛寺（即大慧寺）供安。

自古，名刹古寺多迎来文人墨客题诗撰文。明嘉靖朝散曲家刘效祖便有描写大慧寺的诗句：“出郭访林丘，禅家物色幽。烟霞常蔽日，风露早惊秋。”无独有偶，明嘉靖官员、文学家姚汝循也为大慧寺题写诗篇：“探幽来郭外，已觉去人遥。宝刹罗千树，清钟彻九霄。慈云生石窦，忍草遍山椒。”当这二人诗作合置一处，一幅清幽古寺的美丽画卷便浮现眼前。

清乾隆时期，大慧寺再次得以重修。彼时大慧寺早已不复往日光景，仅残留前殿与后殿，后殿就是大悲宝殿，殿内供奉佛像。“燕都四百载，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捐。”从乾隆为修缮隆长寺题写的诗文中，可以窥见其对修缮古寺名刹的看法：鼓励修缮名刹古寺用以装点景观。大慧寺修缮工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完成。乾隆皇帝御题殿额、楹联，前殿额为“慧灯常朗”，楹联为“妙示真如空色相，净开正觉摄声闻”；后殿额为“灵峰慈荫”，楹联为“潮音普觉声闻界，水观中涵智慧珠”。

光绪年间，大慧寺再次荒废，部分殿宇被拆除，用于修建万寿寺行宫的梳妆楼。宣统元年（1909年），大慧寺再度迎来一次修缮，时任正红旗蒙古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继印碌观其瓦檐脱落，乃出资修葺。

大悲殿内彩雕

历经风雨的大慧寺虽非皇家寺院，却也不同于普通寺庙，声名在外。寺内大悲殿重檐庑殿顶建筑系明代最高规格建筑样式，且殿内装饰将明代的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和绘画艺术融为一体，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大慧寺雕塑原来主要以一尊高大的千手观音立像及两尊胁侍菩萨为主体，环衬二十八部众，组合成一组完整的宗教人物群像。日本侵华时期被毁。幸运的是，环列于大殿东、北、西三面墙体前的28尊彩色妆玺泥塑造像，在上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被确定为明代原作。

大殿梁枋上的彩绘色彩艳丽，栩栩如生，有飞天、莲荷花、海石榴等。最为生动者当数梁架下面的飞天，面相丰润喜悦，衣饰缤纷。雕塑与彩绘的完美结合，使大慧寺的彩塑成为明代雕塑的上乘之作。

大慧寺承载着北京地区宗教文化、历史文化之流变，其发展演变亦可以说与北京风雨同舟、沧桑共度。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沉寂在庭院深处的大慧寺依然充盈生命力量，向未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