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发布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指明：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还。

彩礼来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历史悠久。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宜其室家”的美好愿望。但是，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有人罔顾家庭经济情况，盲目将彩礼多少视为衡量爱情的标准；有人认为彩礼越多越显得自己有面子，攀比之风悄然蔓延。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给付方家庭因彩礼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不利于社会文明风尚的弘扬。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最高法有关负责人指出，从大量纠纷处理中可以看到，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籍，反而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不仅不利于婚姻关系的建立和长期稳定，甚至容易引发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负责人提出，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返还，成为此类纠纷的难点。本批典型案例聚焦审判实践中的共性问题，明确处理涉彩礼纠纷的三项原则：一是明确严禁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充分尊重民间习俗，以当地群众普遍认可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围。三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考虑彩礼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时间、婚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在缔结婚姻这一根本目的实现上的比重，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

如王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中，二人于2020年9月，登记结婚。男方王某某家在当地属于低收入家庭，为与对方顺利结婚，王某某给付李某某彩礼18.8万元。李某某于2021年4月终止妊娠。因双方家庭矛盾加深，王某某于2022年2月起诉离婚，并请求李某某返还彩礼18.8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婚后也未建立起深厚感情，婚姻已无存续可能，准予离婚。结合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及王某某家庭经济情况，王某某所给付的彩礼款18.8万元属于数额过高，事实上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女方曾有终止妊娠等事实，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化解矛盾纠纷，酌定李某某返还彩礼款56400元。

彩礼纠纷，除了考虑婚姻当事人双方，根据中国传统习俗，缔结婚约及给付彩礼，一般还由男女双方父母共同参与，因此，在婚约财产纠纷确定诉讼当事人时，也应当考虑习惯做法。如果婚约当事人一方的父母给付或接收彩礼的，将其列为共同当事人，不仅符合习惯做法，也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此次发布的一起案例就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张某某向“准岳父”赵某转账36600元作为定亲礼，后双方解除婚约，张某某要求女方一家共同返还彩礼，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某的诉讼请求。

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以案释法，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倡导形成文明节俭的婚礼习俗。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还介绍，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先后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指导各实验区在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治理婚俗领域不正之风、培育文明健康婚俗理念等方面探索经验、打造样板，相关试点地区已形成较好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各级民政部门也主动作为，确定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实验单位。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共创建各类实验单位1806家，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层层抓婚俗改革的良好局面。

同时，常态化选树一批婚事新办简办、“低彩礼”和“零彩礼”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逐步转变群众思想观念。目前，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浙江、河南、江西、甘肃、重庆、四川等许多地方已公布了彩礼、随礼等倡导性标准。河北省河间市、江西省贵溪市等通过突出问题治理，当地婚事花费平均分别减少7-15万元和6万元左右。

此外，各地民政部门依托婚姻登记机关，与妇联等单位积极探索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2022年度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总数比2020年度下降43.79%。同时，为帮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提升夫妻化解婚姻危机、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技巧，各地通过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当事人分类提供专业化、综合性的婚前辅导和婚姻家庭关系调适服务。目前，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婚姻家庭辅导室覆盖率已接近90%。

全国妇联也以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为总抓手，以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引导广大家庭抵制高额彩礼，践行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