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有“江南四公子”，即常熟杨圻、元和汪荣宝、江阴何震彝、常熟翁之润。其中以杨圻(1875-1941)名气最大。他原名朝庆，后改圻，字云史。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为安徽凤阳知府。其父杨崇伊是清末出名人物，光绪六年进士，监察御史。戊戌变法之始，他弹劾康有为，参劾文廷式落职回籍，后给慈禧上“再行亲政折”，为清议所鄙视，一时声名狼藉。叶昌炽曾评价他“深沉阴鸷”。

杨云史与他父亲品行有别，少以才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顺天乡试南元(第一名)，二十七岁任户部、邮传部郎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清朝驻新加坡副领事。

杨家与李鸿章家族联姻，杨崇伊之女嫁给李鸿章之孙——李国杰，杨云史十七岁娶李鸿章长孙女——李国清为妻，后随岳父李经方出使英伦，见识大增。

杨云史

宦海幕府半生涯

民国后，杨云史任吴佩孚秘书长。他坚称自己是只入幕，非做官。但吴佩孚非常信任他。吴的机要信札电函多出其手，文辞典雅，人几诵之。如大吏间往来电文，落名款后无非缀“叩”“拜”之类，而吴电文末名字后常署“倚戈再拜”，字间可见吴自命儒将的气派，大概也是杨云史的点睛之笔。又凡吴佩孚所经历的战役，云史必有诗记，时人谓之为“诗史”。陶菊隐曾写《北洋军阀史话》，但迄今似乎还无人写北洋战争史话，若写，云史的“诗史”无疑是重要参考。

“七七事变”后，吴佩孚拒日伪诱惑，坚不下水，这与云史遣夫人狄美南持信进京恳劝有极大关系。也有说他是受章太炎之托，劝阻吴佩孚，但无论如何他是劝阻吴拒日寇拉拢的关键人物，因吴极欣赏云史，平日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当然，吴佩孚本人一向奉行三不主义，即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娶妾，以爱国自矜。若个人无主见，任谁劝阻亦无用。

吴佩孚因拒绝下水，被日寇以疗牙为名害死，云史痛书挽联：“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大名垂宇宙，长留正气在人间”，感慨其未见家国光复，但长留正气。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吴的“本色”，但他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应该值得首肯。云史亦值得一赞。

云史历来知大势，不为名利事权贵。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因与云史之父杨崇伊相契，又欣赏云史才名，特电邀聘为顾问，他不为所动而婉谢。他性情直率，绝不趋炎阿谀。吴佩孚退隐后，他一度应张学良之邀，至沈阳为参议。张学良为父开丧时，一时各界挽联云集，但称颂阿谀者居多。唯独云史书联不作谀词：“义师寡助，孤德天邻，每为明公太息；内有大丧，外有强敌，此非将军哭时！”字里行间可见云史忧国之情慨。“九一八”后，云史归隐常熟。不知东三省沦陷后，张学良想起此联否？

一声齐唱念家山

“七七事变”后，杨云史滞留北平，蜗居北船板胡同。日寇亦图谋拉拢，派人拜访，探测其对时局的感想，他慨然答曰：“我无感想，我的感想：我是中国人，只知爱中国！”他之同僚旧友如江朝宗、王揖唐等皆粉墨下水，而他贫至典当度日，亦不为所动。

云史在“九一八”后，流落江南，又蛰居北平，1938年避寓香港，1941年逝世，年67岁。他颠沛流离的十年中，是中国抵抗日寇颇为艰苦、悲壮之时，云史发表大量诗歌，讴歌浴血将士，振奋民族气节。

他的《江山万里楼诗钞》于1926年由吴佩孚资助，中华书局铅印出版。晚年拟编《江山万里楼诗钞续编》，在自序中说增编共23卷，其中词六卷，计诗2683首、词314阕。但在日寇侵港时佚失，子女后来尽力辑补的“续编”于2012年在香港出版，但数量仍与云史手订稿本相差不少。而抗日题材所佚亦不在少数。

杨云史自书诗 

云史现存抗战诗篇，不仅密切关注时事，亦倾尽肺腑，奋笔高歌。前线将士喋血捐躯，云史笔下可歌可泣，如《辽东儿曲》：“国亡家破满人间，怜尔哀歌宁武关。坐上辽人皆堕泪，一声齐唱念家山”；1936年百灵庙之战，百姓争做棉衣劳军，云史大为感动，作《寒衣曲》勉励前线将士：“壮士听我言，急起勿失机。披衣开步走，提刀去如飞”“春来脱衣时，衣锦还家乡。金鞭敲马镫，壮士意飞扬……”诗人是何等殷切地期望将士们奋勇杀敌，读之那炽烈的爱国情感扑面而来。他还作《赠十九路军》数首，如：“引狼数见中行说，破敌威惊戚继光。三十七年犹恨事，少年我已鬓成苍。”甲午海战至抗战爆发正好三十七年，少年衔耻，鬓发苍然，从心底期盼雪耻。

1941年7月，他在香港时，适逢66岁生辰。抗战维艰，香港别有用心之徒散布和谈谬论，云史忍无可忍，愤而写长诗《攘夷颂》，诗序长达千余言，表达“华夏神胄”不可凌侮的凛然之气，不久即溘然长逝。诗魂自此如排云孤鹤渺入碧空。

逢人誉我称诗史

“少年自负凌云笔”，杨云史以诗名遐迩，其诗有盛唐遗风，长篇诗体尤见功力。钱基博（钱锺书之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称他为“绝艳奇才”。张百熙称他“诗格名贵，益可见其人品之高”。钱仲联先生撰《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将他比为“五虎将”之一的双枪将董平，评语是“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者，首推杨云史”，看来云史在当时诗坛流派同光体与“诗界革命”之间，是另立一帜的。

云史名作迭出，作《天山曲》，长达二千字，钱基博评赞为“自有七古以来，无此长篇”。全诗气魄雄阔，诗句瑰奇，“琵琶凄绝一声声，大雪纷纷马上行”“沙场风压貂裘重，阵云满地衣香冻”，与唐人边塞诗几可相埒（liè）。

他因写长篇古风被誉为“诗史”，但那只是感慨朝代更替兴亡，他真正堪称诗史者，还是那些深刻触及底层百姓苦难、反映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动荡的诗篇。在当时，“人皆称其似少陵”，诚如他自己所云：“逢人誉我称诗史，语自心伤故国来”。他作《南昌军幕感怀》：“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指斥军阀恶行；他的《拉夫行》，哀叹百姓的生离死别，不逊老杜“三别”风韵；《卖儿辞》中有“米贵儿身贱，能充几日粮；临行教儿语，须学叫人娘”之句，直教人掩泪不可卒读。

他写下《中原纪痛诗》《哀中原》《耕烟谣》《哀流民》等大量纪事诗，包括他由北京南下，目睹日寇铁蹄蹂躏，写下《哀广州》《巴山哀》等。他曾劝告吴佩孚：“将军如有意，第一是苍生。”

“歌诗我辈哀”，始终贯穿着他的诗史创作。他曾说：“抑闻海内人士答我者曰：云史诗如少陵。嗟乎，我又何不幸为诗人而为少陵也。”

不留冷眼酬故人

1924年，一向自命不凡的康有为，与云史在吴佩孚五十寿宴上相遇，康有为挥撰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自矜无人能出其右，连吴大帅也三鞠躬，连称“无价之宝”！其实下联尾句是唐人刘禹锡的诗句“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只有一字之易。这诗是赠名相裴度的，比喻吴佩孚，有些用典不当。上联用典更不成话：“牧野鹰扬”是周武王伐纣的典故，吴如何与之相比？

但如此自负之人，一晤云史，顿有相见恨晚之意。云史因父亲当年曾弹劾康有为，不免尴尬，但康却谈笑自若：“此往事耳！政见各行其志，何足介意。况君忠义士，何忍失之？愿与君订交。”他还赞云史为“旷世奇才”，“四海冠绝，天下第一才子”，称其长歌“誉为诗史”，并为其《江山万里楼诗钞》题写书名。1937年，康有为逝世十周年，云史约各界名流发起追悼大会，并作祭文怀念，可见云史之重情谊。

云史与他父亲的政见，也并不一致，陆丹林在《革命史谭》书中载：云史在新加坡副领事任内，两广总督张人骏遣刺客宿云史寓，图谋伺机刺杀孙中山，云史马上请田桐转告孙中山注意防范，又苦劝刺客利害得失，刺客动容，遂放弃暗杀计划。

虽然云史之父与维新派水火不相容，但云史对维新人士却甚为景仰，参与变法维新的陈三立逝世后，他写挽联悼念：“是为吾辈所宗，斯世斯人，合以寒泉荐秋菊；报道先生已去，今年今日，不留冷眼看残棋”。

一生知己是梅花

云史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仅对友人，妻室亦情深意笃。他发妻李道清有词集《饮霞词》，未几病逝，后续弦漕运总督徐仁山之女徐檀，徐为才女，号霞客。

云史因生计日蹙，受江西督军陈光远屡次邀请，于1911年始入幕为高参。当时吴佩孚听闻叹道：“陈光远何能驾驭江东不羁之才？”果然云史看不惯陈光远穷兵黩武，萌生退意。徐夫人作书致云史云：“园梅盛开，君胡不归？”云史见书，马上留函挂冠而去，留陈光远辞书云：“不禁他乡之惑，复动思妇之怀。清辉玉臂，未免有情；疏窗高影，亦复可念……”风姿华采，不卑不亢，其书可见明人小品的遗韵。鲁迅曾评赞明人小品，是污浊里的一抹光辉，云史之书亦可称明人小品文的余脉，尤“见梅思妇”之情，一时传为美谈。吴佩孚闻之，疾遣人邀云史至洛阳入幕。

云史与霞客甚为情深，尤敬佩夫人大义。徐霞客逝世，云史大恸，泣作《哭亡妻怀夫人》《悼亡》《秋柳怨》等篇，尤其痛怀夫人的《呕血篇二百二十韵》，更是锥心刻骨，令人感叹！

云史避居香港后，他的第三任夫人狄美南一直陪伴他共度时艰，并将他的诗稿珍藏。云史逝世后，狄美南料理毕殡事后，即服安眠药殉夫。情深至此，正应了古人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梅花自古为高洁之象征，杨云史甚爱梅花，常以自喻。他笔下多咏梅以抒胸臆，云史有《梅花绝句》多首：“此花堪折吾须折，不负诗人不负花”，“一客坐中新入塞，新诗从此起边声”。他的咏梅诗不仅“脱却寻常脂粉气”，还流泻出对纷乱时局“悠悠兵马”的关注。

杨云史画的梅花（载于1936年《青岛画报》）

云史不仅以诗名，书法亦佳，又能画，尤其爱画梅，但他绝不轻易赠人。但1931年却肯挥毫画梅为流民助赈。他曾绘巨幅梅花相赠吴佩孚，吴佩孚赠他对联：“天下几人学杜甫，一生知己是梅花”。

云史曾自叙行状说：“我少年时，闻有诗人我者，则色然怒，今闻之则欣然喜”，他一生追慕杜甫，竟也似病死孤舟的杜甫而客死香岛，但能以诗名终其一生，为后世所铭记传诵，不是很好的“天地境界”和人生归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