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6 06:54
邓云乡先生说:“我最爱看古人日记,在日记中看到的大都是活泼的坦率自然的活人,在文集中看到的则是衣冠整齐、道貌岸然甚至装模作样的假人,而在历史书中则常常看到的是斧削的或殡仪馆化了妆的死人。假人、死人自然都没有活人亲切好看。”这段表述说明了日记作为档案史料的独特价值。在中轴线专题文献中,有大量清人日记,细致、生动地记录了中轴线上的皇家祭典、民间风俗娱乐及交通发展。
祭天重农
中轴线上的祭祀文化
中轴线南段的天坛、先农坛是一组左右对称的建筑群,是祭祀上天和先农神的场所,端门东西两侧分布着太庙、社稷坛建筑群,用于祭祀祖先和社稷神,“上天下地”“左祖右社”既符合古代皇城营造规制,又符合敬天法祖、重农务本的治国理念。
清朝祭天活动在天坛举行,有祈谷祭天、常雩祭天,最为隆重的要数冬至祭天。顺治皇帝将冬至祭天列为国家大祀首位,祭祀场面隆重。时任工部和大理寺要职的孙宝瑄,亲眼目睹了光绪十九年(1893)冬至圜丘祭天的肃穆场面:
“仰视坛凡三成:最上则皇天上帝,旁祀列圣配位。皆布幄,灯烛青荧,遂登而遍观其祭品,乃下。是时,孤月斜转,众星寥落,四顾清旷。良久,冠裳云至,乐器罗布,执事者皆集。余数人退避西偏,遥而望之。俄见灯火前导,迤逦入。又久之,鼓钟皆鸣,乐作燔燎,光喷起不绝。礼郎读祝声远闻,然皆满洲语,呕哑不可辨。时月微晦,北风惨栗。顷之,四围燎光皆起烛天。”
天坛祈年殿
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宗族观念是祭祖的滥觞,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太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分为享祭、祫祭和告祭。享祭是常规祭祀,一年四次,春季上旬和夏、秋、冬季首月农历初一进行,为祖先神牌更换新鲜的时令食物和瓜果蔬菜;祫祭即合祭,除夕节前一天,将太祖及各祖牌位、列圣列后神牌集合到前殿共同祭拜;告祭是不定时的祭祀,如遇到战争、皇帝大婚、册立升祔、太后欠安、自然灾害等事件都要告祭太庙。翰林院庶吉士翁心存曾参与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位皇帝的太庙祭祀仪式并记录于日记中,其中对道光帝的母亲睿皇后升祔太庙一事记载较为详细:
“睿皇后神牌回京,王公百官跪迎,随入太庙行升祔礼……睿皇后册宝于太庙。偕礼部堂官奕湘、瑞麟、李菡,工部堂官德兴,朝服行一跪三叩礼,恭持册宝安设彩亭,步送至太庙砖城门外,之未,行一跪三叩礼,恭奉册宝陈于彩栅黄案上,展视毕,一跪三叩。卯初一刻上至阅视,礼、工二部臣皆侍班,册宝入,礼臣恭导,工部臣退。”
此外,晚清大臣张荫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日记中都有相关记载。
传统中国是农本社会,历代皇帝都将重农劝桑作为立国之本,先农坛是祭祀先农、太岁、月将等与农业有关神祇的场所。顺治十一年(1654)规定每年仲春在此举行“耕耤礼”。前期,各部门准备祭品、祭器。当天,皇帝左手拿鞭,右手扶犁,往返亲耕三次,礼成后,在观耕台视王公、诸侯、卿大夫依次耕种,以宣示朝廷劝课农桑的政策。雍正帝尤为勤政重农,改为四耕四返,在位13年,亲耕12次,在明清皇帝中亲耕率最高。翁心存记录了咸丰皇帝行礼观耕场景:
“是日上耕耤。予不陪祀,在观耕台下站班。蟒袍补服。上祭先农坛,礼成。至具服殿更衣用膳,亲耕,御观耕台,三王、九卿以次耕,辰初二刻礼成。”
先农坛观耕台
社稷坛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坛中央的五色土代表皇帝统治四方。仲春、仲秋举行两次仪式,程序大致相同,但有春祈、秋报之分。皇帝仲春行礼,祈求春耕顺利、五谷丰登,待秋天谷物成熟之际,行礼报恩,体现了春祈秋报的农业观。
祈雨也是农业祭祀的重要内容。清代乾隆时期将祈雨正式列为“常雩”,并规定在每年“孟夏”时在天坛的圜丘施行,规格为大祀。如果“常雩”后旱情仍然没有缓解,皇帝要遣官分祷于天神、地祗及太岁,如越七日仍无雨,则祭告社稷坛。因此,社稷坛也用于祈雨。据内阁侍读翁曾翰日记记述,1876年夏大旱无雨,皇帝指派恭亲王去社稷坛祈雨,行礼七天后依旧无雨,于是,皇帝再派王公大臣前往社稷坛、太岁坛、天神地祇坛共同祈雨。可见,社稷坛是当时皇家求雨的重要场所之一。
崇礼尚典
中轴线上的国家典礼
除国家祭祀活动外,一些重要的典礼也会在中轴线上举办,如颁诏、官员拣选、朝审、秋审、“金殿传胪”等。
天安门是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场所。时为太子少保的邓华熙在日记中记述了同治八年(1869)在天安门外侯拣选云南广南府官员的经历。对囚犯二次审议的朝审也在天安门举行,每年农历八月,三法司对死囚犯重新量罪。光绪二十二年(1896)刑部主事唐烜日记载:
“是日朝审之期,卯刻进署,观点囚犯人名毕,遂入西长安门,至天安门外金水桥南,时各堂尚未到也。候至八钟许始上班,共卅二起,囚犯共卅九名。”
皇帝大婚、颁诏大典仍在天安门进行,翁曾翰目睹了1872年同治大婚举行庆贺礼的盛大场面:
“天安门扎彩台宣诏,满汉文各一遍。宣毕,将诏书从金凤口中系下,预设金凤于天安门。礼部官捧出大清门,到部刊刻颁行。”
孙宝瑄在1908年11月记录了溥仪皇帝在天安门登基颁诏的场面:
“诏出午门,入黄亭,舁以行,至天安门,众官纷纷跽金水桥外,诏已登城,由礼官宣读,先用满语,继复读汉文,其词甚长,皆宣示改元大赦并加恩臣民之意。”
中轴线北端的地安门、景山观德殿和寿皇殿是皇家出殡、停放灵柩之地。观德殿建立之初,用于皇室射箭;康熙年间,孝贤皇后富察氏停灵于此。此后,帝王停灵景山观德殿,并在此举行祭奠仪式。翁心存记载了1850年道光帝梓宫移出观德殿的场景:
“卯初二刻上亲奠酒,乃奉梓宫出景运门,升大升舆,上亲步送至地安门外,乃由间道先诣园祗俟,王公百官步送梓宫。”
孙宝瑄在1908 年目睹了光绪帝棺椁移经景山:
“是日缟素被裘者几万人,盛饰仪仗,幢盖繁丽,联翩而过,每逾桥及门,必飞纸钱,最后饰棺以黄金,龙缎为羃,杠亦黄色。既至,百官跪伏而迎,有哭泣甚哀者。须臾,相随梓宫入景山东门,止殿扉外,乃去幂,露棺而入。良久位定,众官又拜于门外。”
酒旗戏鼓
中轴线上的商业与娱乐
清代商业主要集中在鼓楼大街、正阳门大街、天桥三个区域,商铺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街。晚清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非正阳门外大栅栏莫属,庚子失火后,重新建设,店铺鳞次栉比,既有独具风格的百年老字号,也有种类繁多的洋货铺,无论是市民还是游人都会来此购物。清末民初,随着马家堡火车站的建设,轨道交通先在南城发展起来,又带动了天桥一带商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娱乐、百货为主的平民市场。兵部司马郎中王钟霖日记中记录,曾到天桥北路东侧的万隆小估衣铺花十钱买了一件两截蓝绉夹袄。在五城公所当差的小吏王大点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天桥茶馆喝茶、吃饭、逛店、听曲的生活琐事:“天桥鱼店前剃头毕,买油纸扇一把”,“同有宝璋上天桥拐角茶馆喝茶”,“上天桥闲游,各玩艺场串逛”。从这些人的日记内容,可以了解清人在中轴线上的生活百态。
中轴线沿线有许多寺庙,形成了若干庙会。最热闹的是永定门外南顶庙会,即碧霞元君庙,每年五月初一至十五举办庙会活动,赛马是其特色项目,前去祭拜、游玩、赛马、观跑马的人数不胜数。著名藏书家贺葆真在日记中记述了经常往南顶庙会看赛马。文人粟奉之记录了自己与友人逛永定门外南顶庙会,看赛马表演的热闹场面:“都俗自初五日至十五日为会,于永定门外六里之兰汀,香车骏马,络绎衢路。”孙宝瑄对南顶庙会热闹场景的记录更为翔实生动:“京俗永定门外旧有南鼎之会,每春季,游人如织。余时策马往游观,瞥见鬻茶台上无数女子,靓妆丽服,群坐而笑语。”
清朝是关帝信仰的鼎盛时期,不仅在民间盛行,皇家也异常重视。北京城众多关帝庙中香火最旺的是正阳门外的关帝庙,王钟霖记载咸丰帝在天坛祭祀后,前往正阳门关帝庙拈香:“皇上出正阳门至天坛皇穹宇行礼后,少坐,进正阳门关帝庙拈香毕回宫。”咸丰皇帝还曾为地安门外关帝庙亲笔御书,翁心存的日记证实了这一点,咸丰七年(1857)八月十三日:“巳初入署治事,午正三刻回。御书‘万世人极’匾额,恭悬京师地安门外关帝庙,并颁发各省”。
洋车与火车
中轴线上的新式交通
随着中外交流频繁,北京交通近代化进程也不断加速,一些新式交通工具,如东洋车及西洋马车的出现,使作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道路与桥梁也随之变化。1898年唐烜日记记载:
“月前即闻传说,正阳门大街石路两旁镶修车路,以碎石砌之,行洋人小车,饬地面官弁驱逐石路两旁贸易各摊,前数日已出示晓谕矣,而市肆尚如故。”
1907年他又记述:
“薄暮出城,拟访敬轩、佩卿一谈,至正阳门外桥边,车马拥挤,候许久始至大街,乃步步阻滞,至大栅栏口又改淀东口,进粮食店街,颇畅行,比至南口,则洋车布满,几无插足地。”
修缮正阳门大街道路,适应新式交通工具通行,一方面体现了晚清北京交通的进步,同时也印证了正阳门外的繁华。
近代中国铁路交通的建设,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1896年,永定门外马家堡建立了北京第一个火车站。唐烜在1898年的日记中写到,永定门城墙上开一个口子,用于运输火车道修建时所用的石料。时任总署章京的郑孝胥记载了1898年搭乘火车回北京的经历:“晨,搭火车,九点开行,十二点至紫竹林,三点半至马家铺,雇车入永定门。”庚子后,正阳门外建了东西两个火车站“京津路原在永定门设栈,自联军入始移近前门外。”正阳门火车站的开设进一步方便了城市居民外出,文人黄秉义在1904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乘坐火车的经历,并详细记述了火车票价:“阅福元寄阿香信云,家君上年十一月十九日由上海起身,廿七日到京。十二月初十日由京正阳门外包三等火轮车至镇定府,每人三元一角,行李包在西河沿客栈,每百斤银四两”。洋车、火车、有轨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是北京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清人日记是认识清代中轴线文化的特殊文献史料,它记述内容真实、生动且鲜活,通过研究日记内容,为了解中轴线建筑的功能补充了更多历史细节 ,体现了人物日记史料的补史价值,同时也丰富了对中轴线的研究视角,使凝固的建筑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