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周代是夏、商之后的第三个朝代，存在时间约有八百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

当夏、商在中原大地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时，周还是一个偏处西部一隅的小部落。《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的发家史，原本定居豳地的周人不堪戎狄袭扰，便跟随首领古公亶父迁于岐山脚下的周原。到周文王姬昌时，他笃行仁义、礼贤下士，任用吕尚等能臣，继续积蓄倒商的力量。武王姬发即位后，将周的势力向东挺进，定都于镐京，商的扈从部落纷纷归附于周，灭商的时机终于成熟。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异常惨烈，商朝亡，周朝建。

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周公制礼作乐，创制制度，营建洛邑，率军东征，讨伐叛乱的“三监”，稳定了新生的周王朝。此后周常年向外扩张，周穆王四出征讨、巡游，周的疆域到达今天的辽宁、甘肃和江汉流域。周厉王时，实施“专利”政策，专营山林川泽之利，派人监视批评时政的百姓，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暴动，厉王出逃，大臣周公、召公联合执政，稳住了局面，史称“共和行政”。国家动乱、积弊难消，后来虽经短暂的“宣王中兴”，但周王室已走向衰落，最终西周灭亡于周幽王。

公元前770年，刚登上王位的周平王放弃战火侵烧的镐京，仓皇迁往东都洛邑，史称东周。此后，周王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控制的范围仅限于王都周围。

东周分为两个时期，春秋和战国。“春秋”之名来自于鲁国国史《春秋》，该书是记载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的编年史，与这一时代断限大体吻合。从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这是中国史上的春秋时代。“战国”之名也来自于一部书名，便是西汉末年刘向汇编《战国策》，时间大致以赵、魏、韩三家分晋到秦灭六国为起止，“战国”的称谓，也正好体现了这个时期各国征战不休的历史特点。

春秋时列国并立，上演了大国争霸的一幕幕好戏，五位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霸主，被称为“春秋五霸”。这些诸侯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留下了“尊王攘夷”“退避三舍”“一鸣惊人”“问鼎中原”“卧薪尝胆”等精彩故事。

春秋时代宝鼎，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国“问鼎”就是意图夺天下。

到战国时，经过战争兼并，秦、楚、燕、齐、赵、魏、韩七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七国比拼国力、大举兼并，战争频次、规模和烈度远高于春秋。经过变法的洗礼，秦国国力逐渐强盛，统一天下之势已成。秦王嬴政终扫平六国，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纵观周代历史，王朝兴衰、令人唏嘘，霸主轮替、目不暇给，其中还隐藏着制度和文化大变迁的历史脉络，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何以中国”的精神内核。

1917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认识周代商的变革意义。他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里主要指周创制了封建制、宗法制等制度，影响极为深远。封建就是封土建国，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对同姓和部分异姓诸侯进行分封，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诸侯“受民受疆土”，与周王之间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路线的抉择，贯穿了中国古代政治史。宗法制是利用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理，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确定大宗、小宗之别，标定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等级，形成“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与之相配套的还有礼乐制度，周礼被后人细分为吉、凶、宾、嘉、军五礼，讲究尚德、君君、亲亲，区分了尊卑、亲疏、贵贱、贤愚，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定，这是中华礼乐文明之邦的滥觞。

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把春秋战国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具体来讲，战国时代产生了往后两千年中国帝制时代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雏形。在经济上，私田和自耕农产生了；在政治上，世卿世禄制的贵族被领取俸禄、接受考课的官僚取代；在社会上，宗法制松动，受国家直接掌控的编户齐民出现了；在学术上，产生“有教无类”教育思想，诸子百家竞相出现，知识分子游说列国。春秋战国的变革，萌发了秦汉以后专制帝国的诸多因素，中国自此开始走上了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进程。

《封神演义》的插图

对小朋友来说，初识周代的历史，不妨从旧小说入手，可以自许仲琳的《封神演义》，读到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这些小说颇有演绎夸张成分，甚至多有神鬼玄奇之处，但历史脉络大体清晰，人物、故事更是精彩纷呈，是无数孩童的历史启蒙。翻开《左传》《国语》《史记》，正史的书写同样引人入胜、淋漓畅快。大时代的剧烈变革，造就了纷至辈出的英雄人物，霸王、权臣、名将、改革者；诸子、策士、豪侠、纵横家，异彩纷呈、百花齐放。他们的故事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这便是这段历史的独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