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四十五载改革开放的乐章波澜壮阔，是宏大叙事，更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个个鲜活故事。在故事中，千千万万个人的命运勾勒出时代发展的轨迹，同国家的未来紧紧相连：包产到户一石击水，激活沉睡多年的乡村；人们家底儿渐厚，“四大件”变“新六件”；京城旧貌展新颜，美得“有里儿也有面儿”；读书、学习、逛博物馆、赏艺术展，丰盛的精神食粮富足了内心，开阔了眼界……

为铭记过去、寄望未来，北京日报今日推出庆祝改革开放45周年之“巨变”特刊，虽不能概括改革开放的全貌，但取其一二，将今日看似平常之事，放入四十五载的时间跨度中去了解，以求共同感知改革开放给普通你我带来的巨变。

45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在北京，个体经济蓬勃生长，“万元户”不再是新鲜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千元突破万元，如今再超7万元；京郊大地走上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道路……人们不再囊中羞涩，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自己就是单位”

尼克松访华美方首席翻译、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在回忆改革开放后的北京时，提到一件令他记忆深刻的小事。

1979年夏天，傅立民在北京街头买了一碗汤面，卖面的人说自己是“个体户”。他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明所以，对方解释道：“我自己就是单位。”这一幕，顿时让他预感到，“中国马上就要开始腾飞了。”

作为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外国友人之一，傅立民的预感很准。到了第二年春天，北京街边的门脸儿已经有了许多不寻常的迹象。这一年5月开始，北京的缝纫、修鞋、理发、磨刀、补锅等30多个行当的400多家个体工商业户先后恢复营业，开门早、打烊晚，甚至推车挑担登门服务。

这一年，还有件不同寻常的事。10月，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里的“悦宾饭馆”开业了，八九平方米的屋子里，只能摆下三四张桌子，由母子三人亲自操持。小店虽简陋，但意义重大，这是全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人气十分旺。店主刘桂仙说：“一开门就排大队，从门口绕到胡同里去。好多国家的记者来采访，又是炒菜又是招呼人，顾不上接待他们，结果记者也排起了采访的队。”

2018年，悦宾饭馆门庭若市,墙上依然悬挂着1980年开业时的书法作品“尝尝看”。远近食客慕名而来，感受这间饭馆所承载的独特历史意义。武亦彬摄

自此，个体户涌入蓬勃发展的大潮，成为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大大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如今，外出旅游只需动动手指，便能在网上完成心仪酒店的预订。但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段“住店难”的岁月，很多外地人进京找不到旅店，只能露宿于车站、街头，抬头“数星星”。

1982年，长春汽车配件一厂技术科工作人员刘光甫和同事到北京出差，晚上走遍大街小巷也找不到住处，最后在天桥附近找了个澡堂子过夜。这并不是个例。当时北京的国营饭店、旅店只有512家，才7万多张床位，实在是供不应求。

随着北京市政府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北京“住店难”的现象逐渐得到缓解。1985年1月9日，退休教师赵敏写信给《北京日报》，想利用自己的五间平房，通过贷款或者与郊区农民合资、与外省单位共同投资，开一个能容纳三四十张床位的“家庭旅馆”。当时，有这样需求的个体户不少，很快便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顺利办理了筹建旅馆的手续。

到1987年时，北京的饭店、宾馆由1983年的1500家、21.6万张床位，增加到3900家、43万张床位，外地人进京住店不再是难事，也不用“数星星”了。

“养鸡状元”买了小轿车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早出现在农村改革的实践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些农户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的“尖子”，也造就了一批“万元户”。

1984年，昌平北七家农民孙桂英家干了一件令人艳羡的事：买车。改革开放后，孙桂英凭借着党的好政策贷款养鸡，平均每年能卖鸡蛋2万斤，一年收入少说也有一万元，成了北京农村第一家“万元户”。为了方便运输跑买卖，孙桂英花一千多元买了一辆三轮摩托，又花七八千元钱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小轿车，还和别的养鸡农户合伙买了一辆小货车。孙桂英后来回忆，“俺家买车的事儿当时还很轰动，报上说俺家是全国第一个买轿车的农民家庭。”

1984年，丰田小轿车在“养鸡状元”孙桂英家落户。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买轿车的农民家庭。李晞摄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场上的黄瓜、西红柿等培育成本高的“细菜”供不应求。朝阳区将台乡大陈各庄农民安桂生发现了这个商机，决定承包温室种植细菜。是不是种菜的好把式，一比便知。到了收获的季节，和队里的平均产量相比，安桂生种的早春黄瓜产量高出7000多斤，产值高出2000多元；下茬西红柿产量高出5000多斤，产值高出2000多元。凭借着胆大心细又能干，安桂生的温室种菜干得风生水起，成为村里的“万元户”。

不少“万元户”富起来后，还不忘带领贫困户一起致富，为当时红火的农村改革再添一把柴。1984年，门头沟军庄乡东山村第一个“万元户”李振东看见同村农民黄振刚一家生活困难，主动向他传授水泥制品加工技术，建起家庭小水泥加工厂，并帮助他运输、销售。仅4个月时间，黄振刚一家就获纯收入1600多元。

受改革开放政策的惠及，北京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数迅速增加，其中，城镇个体户从1980年的0.3万人增长至2017年的45.6万人。而“万元户”的说法也逐渐演化成“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折射出的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

“万元户”过时了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出了几何级数递增的个人财富和家庭收入。到了2001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399元，“万元户”比比皆是，这个称谓也成为了一个过时的历史名词。

看着儿子的工资条，北京市民张先生感触颇多。“这小子，收入是我年轻时的100倍。”他说，“我们那时候，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平均分！现在，儿子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每个月八成收入都取决于他当月的绩效完成情况，干劲高，收入也高。”

与此同时，北京人的消费水平也实现了“三级跳”——从过去千元级的家电消费，万元级的移动电话、普通住房消费，到了十万元级的私人汽车、商品房消费。2003年，本市户均拥有的存款数额已超过10万元，住房、汽车、旅游及留学等消费类别持续升温，市民在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出手也更加大方。

收入和消费的双增长，见证了北京人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53岁的曹玉琦早已不为吃穿发愁了，注意力都放在提高生活质量上。什么是小康？在她看来，小康就是收入不断增加，有余钱买点股票、基金，有时间就出去旅游。2007年，她接受采访时说：“今年已经出去旅游两次了，3月去云南，9月又去山东。什么大理、丽江、威海，都去过了。”

我国从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至今，个税起征点已经历4次调整，从最初的800元提高至现在的5000元，这也成为个人收入大幅提升的有力印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升至62361元，迈入小康生活。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1956年增长了309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200倍。到了今年初，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7.7万元，从城镇到乡村，家家户户眼见着自己的钱包鼓了起来。

老乡一起奔小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广阔的京郊大地上，涌现出许多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通过绿色发展形成了全面小康的内生动力。

“蜜蜂在夏季采够蜜，就能够越冬了。”杨奇养了一辈子蜜蜂，以前每年秋冬季他都要带着蜜蜂去南方越冬，受尽奔波之苦，而近年来随着水库周边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追花的人”定住了。

保水养山使密云林木覆盖率高达73.14%，水库北岸更是北京最大的“自然蜂场”。大自然的回馈让密云找到了新的发展着力点——发展蜜蜂产业。密云对养蜂业的持续政策扶持，令“甜蜜事业”越做越大，不仅让全区300多户低收入农户“摘了帽”，还为全国的脱贫攻坚贡献了“密云方案”。

大兴北章客村，村小地偏。早晨8点，49岁的村民高建文扛起草耙子，走5分钟路就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一片2012年春天种下的树林。“植树、管护，公司发工资，还给上五险。”高建文口中的“绿岗”来自北京市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平原造林工程栽种的绝大部分都是油松、银杏、白杨等景观生态林，后续管护很关键。这正好给当地农民特别是在平原造林中进行土地流转的失地农民，创造了就业岗位。

在探索生态发展的过程中，“蜜云”故事、“绿岗”就业不过是一个个缩影。延庆上水沟村在专家指导下引野山茶下山，采得流苏富山农；密云长城脚下的司马台村搭上民俗游的快车，成为密云区首屈一指的富裕村；一到夏天，怀柔区渤海镇的千亩花海绽放在青山绿水间，吸引市民从城区赶来赏花消暑……据不完全统计，到2016年初，全市已有20多万农民捧上了绿色生态“饭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接受新思路、应用新技术，京郊农民的蜕变少不了外来智囊团的帮助——无数大学生村官走进京郊，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4年，京郊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64.6%，居全国首位。2017年，本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8810元，是1980年的74.3倍。

近年来，北京又在不断探路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新模式，让物联网设备成为农作物的“保镖”，让AI和云计算技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根据规划，到2025年北京将全面建成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使智慧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到67.5%，为乡村振兴插上“数字翅膀”指日可待。

策划：黄玉迎 李思源 侯莎莎

设计：傅堃 焦剑

绘图：琚理 赵凯峰 郑可欣（实习）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