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建立的广泛国际交往，是以外交文书为媒介的。当时中国进行国际交往的语言是中文和阿拉伯文，通过大量外交文书传播了中华秩序的理念，这种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准则在区域权力的均衡中起了规范作用。同时，明代中国是一个复兴传统文化的朝代，所传承的传统文化不是只有儒家文化所谓“礼治”，而是在文化政策上采取了包容多元文化的态度——兼容并蓄。这在郑和下西洋遗存的文物与文献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一般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层面。从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来看，物质文明方面，海外各国物产琳琅满目，与中国进行交换的产品大约有七十种；而精神层面上，马欢所至二十个国家中明显可见三种类型：一是举国信奉一种宗教，包括国王、国人；二是国王信奉一种宗教，国人信奉另一种宗教；三是一个国家中有多种宗教并存。由此可见，印度洋文明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现存斯里兰卡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三种文字记载着郑和向佛祖、毗湿奴和真主阿拉贡献布施的史实，就是明朝人对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最好例证。

从整体来看，明朝在国际上的积极交往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通过外交诏令文书和航海外交行为，中华文明的道德准则在国际交往中大量传播，中华文明在区域国家间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产生了中华文明与海外多元文明的融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际关系的文化理念的融汇。在明代中国皇帝的诏令中，非常突出的就是：以诚为本，厚德载物；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一家；协和万邦等等。特别是“共享太平之福”这种和平价值观的体现，在当时国际关系和秩序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文章来源：《万国来朝——明代北京的盛会》

作者：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