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寻获到一些报纸，并从中发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信息——陕北还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几份报纸，帮助中央红军找到了落脚点。

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地讲过：“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假使每个县上这样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报纸，特别是党报，不仅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有先进的思想理念文化；不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理论性、指导性，还兼具一定的知识性、服务性、人文性。“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对党员干部来说，理应养成读党报的习惯，用好党报这个好参谋。

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看到当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里面提到了几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便当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文章全部找来给他看。他鼓励在报纸等刊物上进行学术争鸣，进而矫正思想偏差。尤其是在看到一些正确合理的观点意见时，他十分注重采纳吸收，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及不足。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坚持把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党报翻阅一遍，这一习惯直到最后住进医院也没有改变。

学好用好党报，一个重要前提是要办好党报。只有围绕党报职责使命开展工作，在政治上、精神上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群众从报纸上了解党的一切主张，才能提高党报的传播率、阅读率、使用率，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长征途中，邓小平同志带领着《红星报》编辑部，每到宿营地，他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既要采编稿件，又要刻版、油印。《红星报》长征专号的第1期，他更是亲自撰写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

习主席十分重视借助党报指导工作。从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习主席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各个方面，或赞美表彰，或批评鞭挞，或分析道理，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上海工作期间，习主席看到《解放日报》上有篇写诸葛亮识人“七道”的短文，专门批给市委研究室，要求在起草党风廉政建设有关文稿时参考。

“党报不用是张纸，用之是块宝。”事实上，党员干部看什么，阅读兴趣是什么，绝不是简单的个人兴趣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党性修养、事关政治水平、事关工作能力的重要问题。多数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做到大政方针信手拈来，制订执行工作计划胸有成竹，与常读善用党报不无关系。从反面来看，近年来被查处的干部中，不加强政治学习，远离主流媒体，关注小道消息和八卦消息的大有人在。

如今，虽然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很多，但党报在权威性、准确性和公信力方面犹如“定海神针”，不断标注思想的“坐标系”、凝聚价值的“公约数”，是舆论场上的“压舱石”“风向标”“定盘星”，承担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越是众声喧哗，越需要发挥党报的作用，越需要党员干部用好党报这个好参谋。

1956年1月1日，《解放军报》在创刊号的头版头条发表社论《运用报纸指导工作》，文章指出：“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报纸这个有力的工具，及时地解决部队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广大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应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让读好用好党报成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领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