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环二环绿道宛如一条绿色缎带，将恰似明珠的沿途古迹串联起来，环绕于古都之脖颈。与左安门城楼一起于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建成的左安门值房，便是这条缎带东南角上的一颗明珠。

重建的外城东南角楼

值房见证北京城五百年变迁

值房乃古代的办公场所，城门的值房，则是城门守军驻守、居住的房子。左安门值房位于左安门桥东北侧，背靠左安门内大街，是北京城20座老城门中唯一现存的古代值房建筑。其整体为木架砖瓦结构，悬山式灰筒瓦卷棚顶，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入眼朴素，十分低调。它安静地值守在护城河畔，见证北京城五百年间的历史变迁，记录下左安门的风雨与荣景。

在地图上看明清的北京城，最外层是一个四方形和一个长方形的组合，颇像一个巨大的汉字“凸”，由内到外分别是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方城，各自都有城墙，城墙四角建角楼，城外有护城河，层次分明，规整有序。其中皇城四门、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左安门便是外城七门中的一座，位于外城的东南角，与内城那些称呼响亮、位置重要的城门比，似不起眼。

左安门的年龄比内城的城门年轻些。明初营建的北京城，只有后来称为“内城”的那片区域。然而由于这座帝国都城距离北方边境实在太近，乃至于游牧民族的军队很容易越过长城，直抵天子门前。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率领数十万大军挟持着在土木堡俘虏的明英宗逼近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率领军民击退来敌，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土默特部俺答汗兵临城下。解除威胁之后，嘉靖皇帝连忙在内城外筑郭环之。但因施工费用巨大，一时难以全部筹措，最后只修筑了南面的城墙，遂形成了后世所见的“凸”字形布局。新围起来的这片区域，位置在内城之外，故称外城，也称南城。左安门位于外城南垣东侧，与外城西侧的右安门相对称，其城楼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建瓮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增建箭楼。

名将袁崇焕人生最后一战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明廷督师蓟辽的统帅袁崇焕，率领九千骑兵千里驰援京师，抢先一步飞抵左安门外扎营。他要阻击的，是后金政权的第二任大汗皇太极。在这之前，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重挫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又让后者之子皇太极在宁锦之战中吃尽苦头。意识到山海关、宁远、锦州一带的防线突破成本过高之后，皇太极向西绕道，避开山海关，冲入河北平原，一路攻城略地，奔着北京城而去。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北京保卫战就此打响。

后金军兵分两路，皇太极亲率一路军队在德胜门与来自大同、宣府的明军勤王部队作战，勤王部队溃败；而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军队作战的是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和豪格带队的另一路军队。袁军与后金军展开激战，袁崇焕在战斗中被箭矢射中，得将士保护脱险；后金军久战之后退缩，被袁军夹击，皇太极长子豪格一度被包围。最后袁崇焕军取得广渠门之战的胜利。皇太极率部驻守南海子，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试探攻击驻扎在左安门的袁崇焕军。袁军炮击退之，击毙正黄旗一名将领。此战之后，崇祯皇帝特招袁崇焕慰劳，赏赐玉带彩币。皇太极使用反间计，散播袁崇焕勾结后金的流言。深居宫城之中的崇祯皇帝并不清楚前线战况的瞬息万变和将士搏命杀敌的悲壮，却相信谗言，逮捕袁崇焕，并于第二年处死。于是，一代名将袁崇焕人生的最后一战，就定格在了左安门。

法藏寺与万柳堂：也曾风雅

1922年喜仁龙拍摄的左安门箭楼北面瓮城内

瑞典美术史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1921年至1922年曾经游历北京，并“鉴于北京城门的美”而特地撰写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其中讲到左安门说：“左安门，亦称江擦门，在建筑和结构上与右安门毫无二致，但周围的景物不如后者那么丰富多彩，所以给人的总印象有所不同。它是北京诸门中距离人口稠密的中心区最远的城门，所以要到此门，须走比到右安门更远的路程……这里的田野上一部分种植粮食和蔬菜，一部分长满了芦苇，除了远远可以望见的城墙外，简直没有什么城市迹象。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呢。”

喜仁龙还称左安门为“村门”，可见当时左安门内一带的乡野风光之浓郁。诚如喜仁龙所言，左安门本身就是距离中枢区最远的城门，不像右安门一带曾属辽金故城，有过规划，故而这一带在开发和建设方面相对来说逊色了些。何况喜仁龙游历北京的时候，左安门刚刚经历了晚清民初历史变迁的洗礼，状况很差。从喜仁龙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墙皮剥落，马道坍塌，野草丛生，行人、车马、建筑全部带着萧索破败之色。当时的北京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彼时政治动荡，经济萎缩，纵然有新的规划意识，也难落地。

但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左安门虽然远离繁华中心，也并不是完全冷清荒凉之所。作为京城大门之一，左安门也曾喧闹和风雅过。左安门居于南城东侧，在明清时期是北京通往天津、山东与河北东南一带的陆路交通要道，往来行旅颇多，自然形成了有餐饮、客栈和商铺的街道。此外，左安门内外有不少寺庙、庙市，如成寿寺、分钟寺、宏善寺、忠祐寺、十里河关帝庙等，也能吸引城里的富贵人家、士子骚客以及普通百姓前来游览礼拜。门内尚有几处名胜，如法藏寺、万柳堂等。

1905年前后明信片上的法藏寺塔

法藏寺是一座始建于金代大定年间的佛寺，原名弥陀寺，明景泰年间更名法藏寺。寺中最为出名的是一座七层的楼阁式佛塔，称法藏寺塔，在清人的笔记方志中多有记载。明清时期，南城的居民每逢九月初九重阳节，就来登塔远眺，成了一方习俗。因为北方多风，所以人们通常很少修筑内部中空、可供登高的塔，法藏寺塔是难得的中空可登的塔，而且高达十丈，约为30余米，开八面窗，自然是视野开阔，风光尽收。“天气晴时……北望宫阙，黄瓦参差，西望两坛，松桧郁茂，西山黛色如在檐前。”正月十五上元节，法藏寺的僧人将佛像前的佛灯燃起，绕着塔奏乐祈福，“金光明空，乐作天上”，堪称胜景。

清康熙年间，来自山东益都的大学士冯溥在法藏寺东北侧的夕照寺旁边营造了一座私家园林，园中植柳众多，取名万柳堂，又叫亦园，空闲时便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曾经雅集于此，吟诗作赋者多达三十人。冯溥的这座园林，不仅是一时间士人聚会交流的重要场所，也得到了皇帝的肯定。文献记载万柳堂有御书楼，悬挂康熙的御笔题额“简廉堂”和题联“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还有御书石刻数方，镶嵌在墙壁上。

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张园”

清代末年，王朝衰态日重，民生凋敝，百业萧条，旧景不再，法藏寺寺毁塔废，万柳堂人去园荒。左安门内更多见的是破旧村舍、菜圃农田、坟茔窑坑和大片荒野，此外还有苇塘水洼。这些景貌与这一带的传统经济产业有关。明正德年间，有潘姓人家在此开办烧制砖瓦的窑厂，称“潘家窑”，兼烧民用砖瓦和城墙用砖，后来又有了刘家窑和吕家窑。窑工居住附近，故而有民居和菜田。五百多年的挖土烧砖活动，遗留下无数大大小小、深浅不同的窑坑、窑址，加之雨水汇集，渐成苇塘、水沼之地。1917年，广东籍学者张伯桢在这里建“袁督师庙”以缅怀袁崇焕。后来张氏又在相传是袁崇焕故居和驻军之地修了宅院及园林，被称为“张园”。张园有听雨楼古迹，环境幽雅，溪水环绕，颇具山林意趣，西可望天坛，远可观翠微，康有为、齐白石都曾住过这里。可惜张园后来在战争中遭到毁坏，消失在历史尘烟中，难觅踪迹。

20世纪50年代，左安门迎来了一波革故鼎新。1953年，左安门城楼、瓮城和箭楼被相继拆除，唯留值房在原地。距离左安门不远处、被称为左安门角楼的外城东南角楼也在同时段拆除。日渐倾斜的法藏寺塔于1967年被拆除。政府对这一地区展开大规模整治，组织群众将常年积水的坑、洼、沟、塘挖掘连通成东、中、西三个人工湖，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鉴于龙须沟的水汇集于此，这里就像龙头，便给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龙潭湖”。龙潭公园、龙潭植物园和北京游乐园陆续建立和开设，让这片土地从环境恶劣的村野变为环境优美的都市休闲地。

旧时风流已随雨打风吹去，新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给这片土地赋予新的生机。2016年，外城东南角楼参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黑白老照片得以复建。焕然一新的角楼变身为东城区图书馆的分馆——角楼图书馆，而相距二百余米处的左安门值房遗址，也作为东城区图书馆的一个书刊借阅部，为周边的居民提供精神食粮。图书馆中还时常举办展览、讲座、读书会、文化沙龙等活动，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

五百年沧桑过往，护城河一如既往地流淌，左安门已变换了许多模样。故事在沉淀，历史越发厚重，而古都的人文之美愈加鲜明。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