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身边同龄的朋友们说起皇城，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概念。这些年轻的北京市民们往往以为皇城就是紫禁城的另一种叫法。那些曾经勾勒出皇城轮廓的古老胜迹——西边的兔儿山、大光明殿；北边的慈慧殿、火药局；东边的马神庙、重华宫；南边的钦天阁、追先阁、灵台……都已经成为故事或者淹没于市井，从今天的空间认知中淡出了。但要是换一种说法，用另外一些地标来勾勒皇城——延吉冷面、秋栗香、北门涮肉、东景缘和王府世纪，他们又都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一片就是皇城呀！

我们并无理由苛责这些朋友们。在古代，皇城里的离宫斋馆坛庙同样是不足与外人道的秘辛，人们对于这片空间的认知，终究是来自那些可以直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场所，尤其是市井与商业。值得庆幸的是，皇城如今依然是这座城市里一个好吃好逛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个公园和博物馆的群落，这让它可以继续被以日常而琐屑的话语言说。

那么，是谁最早在皇城中开设商业，开启了这个持续至今的空间认知网络呢？

最早尝鲜的人是勇敢的。发现于韩国的我国元代重要史料《至正条格》中有一条泰定时期来自大都留守司的报告：“世祖皇帝时分，斡耳朵后地卖酒肉做买卖的，都无有来。如今做买卖的，好生多有”。这段元代白话公文讲述了一个关键的城市动态：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斡耳朵后地”还没有摊贩，而到了元代中期，这里却出现了市集。“斡耳朵后地”即是今天的西安门内大街一带，这里正好处在集中安置皇祖帐殿作为祭祀场所的衙署群背后。得知严肃之地出现了市井喧哗，泰定帝于是下旨驱散这些买卖人。

然而这里出现市集却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在元代，内官们聚居在皇城西北部，他们的日常用度虽然由宫廷操办，但随着需求的多样化，便不可避免地要与皇城外的市井建立联系。泰定帝尚未接受皇城中的这种市肆氛围，但到了明代，这一趋势便不可阻挡了。

一方面，一些人君有着超前的开发者思维。“老玩家”明武宗正德皇帝向往江湖，除了著名的豹房以外，他还在西安门内外兴建了一系列主题设施，包括内官经营的酒肆、花酒店房和为他自己准备的镇国将军府。在皇家领域兴建这些设施显然是荒诞不经的，在当时受到了朝臣们痛心疾首的劝谏。但一个“往来络绎”的皇城也便逐渐开始生成。到了明代后期，六座皇店同时在今天的王府井一带开张经营，有提督太监坐镇，营收划入内帑，实际上延续的就是正德皇帝的思路，而此时却无人站出来反对了。皇城东侧的市井繁华也因此而持续到了今天。

另一方面，皇城自身的交易需求也在日渐发展，一处“内市”开始随着皇城门禁的松弛而勃兴。彼时紫禁城中没有卫生废水管网，粪秽需要定期清运。每当宫门大开、粪车列队而出的时候，皇城中的内官们便与进入皇城的城市居民们设市交易。这处内市从今天沙滩一带迤逦分布到太液池边，将庙市的氛围带到紫禁城脚下，是当时北京城中的一处大型物资集散地。

天启初年，出于加强皇城门禁的考虑，明熹宗下旨将内市迁出皇城。市民对此极为失望，市井间开始流行“大市去矣”的吐槽，听起来十分颓丧。到天启末年，内市又挪回了原地。这一去一回，正说明皇城自身的功能格局已经稳固地扎下根来，从此事关时运与公议。元代泰定时期那些小心翼翼的酒肉零售买卖已经演化成宫廷与民间对这座城市的共同经营。

皇城与北京的其他部分一样，同时提供了居住空间与就业岗位。

清圣祖康熙皇帝曾经断言，明末的皇城里已经居住着十万内监。对于他的说法是否可信，学者们态度不一。但是在明代嘉靖初年，一次大规模的裁汰冗员就曾让“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失去岗位，可知那时皇城中的瞬时人口规模极为可观，它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的确达到了十万级别。即便以今天的标准，皇城也完全构成了一处重要的功能聚集区和通勤目的地。这其中实际居住在皇城的人未必占多，但其总人数也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居民群体。人员需要房舍，一些居住需求可以通过制度性的建设解决，例如今天景山东侧的三眼井胡同曾经是明代的内官社区“新房”，社区内部的道路形成三个十字路口，每个路口有一眼井供居民取水。但需求也导致内官们在制度边缘探索其他出路，比如直接在皇城的几个城门附近自建住房，讨一些门官之类的闲职来谋生。这些住房的规模与标准显然不会很高，也更容易受到宫廷政策变动的影响，但正是这些真实的需求，让皇城作为一个真实的、活跃的城市空间持久地存在于北京的几何中心。

北京因都而兴，北京城市功能的发展，首先是首都功能的发展。在新时期，规划师们愈发强调这一点，而北京城市史也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元代，皇家车驾每年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伴随着整个行政职能在国土上移动。候鸟式的人口流动也让大都的脉搏呈现季节性。当秋风渐起，车驾从健德门回到大都的时候，入城的队伍将会在城门下行进一整天，一天之内，这座城市将回收它的几十万人口，并很快从夏日寂静的留守地转变为街衢繁华的都会。而首都功能更是包罗万象的，它是广大国土上人民生活的缩影。皇城里的市井生活深刻地展现了关于共生共居的一幅全息图景，从元代奠基以来的数个世纪中，它逐渐聚集了皇家、公职人员、服务业人员、工匠、商贩和游人，他们作为常住与流动的居民，一同生活在这处有山水画卷、有居住空间、有工作岗位、有商业繁华，聚集度与功能混合度极高的城区，让这里成为了中国式人居环境的典范。

当我们今天论证皇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时，假如就将它简单看作是一处以“皇权至上”为原则建立的建筑空间，那么未免小看古人了。皇城并不是某种“独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共生与融合。它也并不是宫殿、园林、坛庙与衙署的简单并列——这种并列并不能构成一座完整的城市，就像一群产业园和住宅小区的并列并不是真正的城市一样。皇城不是静态的，这里存在着多彩的生活与多样的需求，它们相互磨合、相互配合，也相互成就。居民们一起发现问题背后的需求，并探索满足它们的办法。这里恰恰发生着各个历史时期最先锋、最超前的社区营造。皇城的城市化实践之所以足称典范，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如今，城乡规划工作者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细致与责任感谋划首都的未来。皇城里的市井旧事为我们提供灵感与经验，正如今人的用心也会在多年之后成为这座城市的传奇与谈资。城市并没有“彻底建成”的那一天，而北京的故事就这样层层叠叠地被继承下去，它也将注定无边无涯。

（作者系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故宫博物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考古、城市考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