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明星”：一颗菜——翠玉白菜、一块肉——东坡肉石、一口锅——毛公鼎。

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盂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它的归公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

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题跋、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

上海博物馆藏毛公鼎全形拓，为陈介祺毛公鼎拓本之中期作品。

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位于山东潍坊的陈介祺故居万印楼，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公鼎曾被收藏在这里。

端方费尽心机强购毛公鼎不过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

毛公鼎曾在台中北沟存放15年。图为北沟陈列室。

叶恭绰晚年像

叶公超

除了历史价值，毛公鼎铭文在书法方面亦被视为周代篆文的正宗，金文的瑰宝。图为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古代书法”系列邮票中的毛公鼎邮票。

希世之宝乃得流传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毛公鼎沉睡千年的地方叫周原，这里的土地曾经肥美得连苦菜都让人甘之如饴。

周原，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族人在这里定居，周文化自此发祥。自西汉“美阳得鼎”起，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达上千件，比殷墟还多。道光末年（一说1843年），毛公鼎在这片“青铜器之乡”横空出世，甫一出土，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得毛公鼎，古董商闻讯火速赶来，看到鼎内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古董商人把宝鼎运到村南时，却被另一个村民董治官拦下。董治官说，这宝鼎出土的地方在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宝鼎应归两家共有。古董商付了银子，不仅没把鼎带走，还被董治官父子打了一顿，气得一状告到县衙。古董商重金贿赂知县后，董治官被投入大牢。大鼎被古董商运走，几年后,转卖给了古董商苏六(名兆年)、苏七(名亿年)兄弟。

《陕西金石志》的记载较为简略，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希世之宝，乃得流传”。

两种说法不一，却都提到了一个人名——苏亿年。苏亿年与兄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经营一家古玩铺子永和斋。两人得了毛公鼎，自然是奇货可居。要知道，那时青铜器买卖不单就质论价，且是按字数算钱的，一字可售“数金乃至数十金”。鼎内密密麻麻的文字，让苏氏兄弟深信，此鼎绝非一般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

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为毛公鼎寻到的买家，不但是一位金石藏家，还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就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

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中进士后一直供职翰林院。他身在官场，内心最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清史稿》留下了他的大名，“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就连爱抄古碑、买拓片的鲁迅先生也曾佩服地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

后人整理的陈介祺信札集《簠斋尺牍》中，常常见到“苏六”“苏七”的称谓，指的就是苏氏兄弟，两人可以说是陈介祺的“专职代购商”。陈介祺尤其喜爱带文字的三代青铜器，他曾写信叮嘱苏亿年：“如有再出字多之器，千万不可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就在购得毛公鼎前不久，陈介祺还从苏氏兄弟手中购得了天亡簋，天亡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

有了这些交情，陈介祺自然被苏氏兄弟列为毛公鼎的潜在客户。不过，陈介祺开始差点与毛公鼎失之交臂。他的后人陈继揆回忆，那时京城中能出高价的人不少，而陈介祺刚买了天亡簋，手头并不宽裕，并且，陈介祺父亲也不支持他买毛公鼎。陈父曾是道光皇帝的老师，官至三部尚书，小心谨慎是他为官多年的本能。树大招风，独子重金购宝鼎，谁知会招来什么祸端？

然而，陈介祺一见毛公鼎，爱不释手，再也难以忘怀。父亲去世后，他又找到苏氏兄弟，1852年，终以三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对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

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悉心研究，数易其稿，考释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字。以此为起点，后世学者对毛公鼎铭文的考释持续了170多年，至今仅有个别字词没有达成共识。

在这篇洋洋洒洒近500字的青铜“史诗”中，西周宣王中兴的遥远历史，缓缓呈现在世人面前。

公元前841年，“暴君”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放逐至彘（今山西霍州）。14年后，周厉王驾崩，太子姬静即位，史称周宣王。为了收拾父王留下的“烂摊子”，周宣王迫切需要诸侯贵族的支持。被分封在西周龙兴之地的毛公，就是宣王拉拢的对象之一。

按辈分论，毛公是宣王的族叔。宣王登基不久，毛公就来到京城朝见天子。叔侄二人面谈许久，回到封国的毛公，踌躇满志，下令铸造一尊青铜大鼎，并在鼎内刻下“鸿篇巨制”，记录新天子与自己的约定。这就是以铭文最长而担起“国宝”之名的毛公鼎。

由于合文、失铸字等原因，学者们对毛公鼎铭文的具体字数意见不同，有497字、499字、500字等不同的说法。不过，铭文的主要内容毫无争议，5段铭文先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功绩，接着说到如今四方动乱，王室衰微，周宣王告诫毛公要勤于辅佐君王，巩固先王事业，最后赏赐给毛公美酒、玉器、车马、兵士、命服等。

青铜不语，铭文却是打开历史的“密钥”。尤其是在西周时期，传世史料非常稀缺，主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周书》，仅有19篇。相比之下，近500字的毛公鼎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见证了西周短暂的宣王中兴，可谓“抵得上一篇《尚书》”的“西周信史”。

正因如此，毛公鼎铭文拓片及释文从陈介祺手中流出后，立即引起金石学界的瞩目。金石学家吴大澂叹道：“使当日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

陈介祺秘藏不示人

山东省潍坊市中心芙蓉街旁，一座古朴的院落遗世独立，门楣之上，悬挂着国画大师刘海粟题写的“万印楼”匾额。这是当年陈介祺收藏和研究毛公鼎的地方。

陈介祺应是明白父亲苦心的，虽然购得毛公鼎，但深恐“怀璧”之罪，从未将其公之于世。1854年，借着为母亲办理丧事的机会，陈介祺亲自将毛公鼎运回故乡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从此远离官场，潜心治学。

在万印楼，他将自己的上万件收藏记录在册，整理成《藏古册目及题记》，其中独独没有毛公鼎，仅留下“大鼎”二字和一纸空白。得鼎30年，毛公鼎一直被陈介祺深锁秘藏，就连铭文拓片也只送给过三位至交好友。

有一次，他的老友吴云从别处看到了毛公鼎拓本，听说鼎在陈家，查阅了陈介祺寄来的收藏目录，没有找到这件器物，忍不住写信询问：“究竟世间有此鼎否，窃愿悉其踪迹，祈示知。”另一位金石知己吴大澂也在信中表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本。”对友人的请求，陈介祺总是热情答应，唯有涉及毛公鼎，他的回答是缄默不言。

据说，陈介祺的亲友也曾想借鼎，供丧事抬供，以表示隆重。陈介祺不愿宝鼎露面，干脆请工匠仿铸了两件器物，以供亲友祭祀之用。

陈介祺对亲友的“吝啬”，并非多余。事实上，就在老父去世不久，他就感受了一次“权贵的任性”。当时，毛公鼎已在陈家，户部借口国库告急，官员的俸禄都没钱发了，动员前朝老臣捐助巨款。说是“动员”，其实是摊派。最后，惠亲王、恭亲王等权贵，都只捐了几千两或一万两银子不等，唯独陈家被强迫勒索，认捐了四万两白银。

谁也不知，这是否与陈家收藏金石乃至青铜重器有关，陈介祺只能尽量低调。

毛公鼎秘不示人，外人连拓本都难得一见，再加上铭文晦涩难懂，以至于竟出现了怀疑毛公鼎是赝品的声音。最早质疑毛公鼎的是张之洞。他在《广雅堂论金石札》中说：“昨见陈氏收毛公鼎拓本，乃伪物也……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颠乎！”

对于张之洞的“奚落”，陈介祺依然没有正面回应，反倒是他的好友鲍康看不过，挺身而出为之辩驳。毛公鼎最初在陕西出土时，鲍康就见过，并且拓印了一份，他写道，毛公鼎的文字又小又多，并且都在鼎的内壁深凹处，“断非近人能伪”。

而按国学大师王献唐的说法，“张之洞做官是能手,对于金石,却是门外汉”，自从他放了这一炮，考证毛公鼎的越来越多，毛公鼎的身世反而越辩越明。

就在质疑声逐渐平息时，1937年，一名“业余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写了一本《中国考古学史》，直指陈介祺在潍县豢养了一批专造假古董的人，伪造了毛公鼎。卫聚贤生于贫苦之家，非考古科班出身，人生求学的高峰是考入清华国学院，不过，由于他一向“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因为一些怪论而遭人非议”，他的观点当时没什么反响。王献唐就开玩笑地写道，卫聚贤“人称考古家而自号大法师”，“我看法师的鉴别力，近年大有进步；如果他能见到原器，一定要闭口结舌，而不再放肆。”

谁也没想到，半个世纪后，当国内对毛公鼎的质疑之声早已销声匿迹时，一个外国人竟又受张之洞、卫聚贤误导，著文称毛公鼎是近代伪造的赝品，在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

端方仗势设计强买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三十年，奈何一个“不肖子孙”，将毛公鼎送上了辛酸的漂泊之路。

1882年，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古器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传到陈厚滋儿子陈陔手中。或许是晚清官场留给陈介祺的阴影太严重，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他期望后辈安分守己做学问。

可惜，身后事并不如他所愿。孙子陈陔，字孝笙，却显然没把“孝”当一回事。先是违背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振兴家业。不久，竟把祖父秘藏多年的毛公鼎也给卖了。

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在清末政坛，端方可算显赫一时，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受清廷委派，率团出国考察宪政。端方从政之余，立志要做大收藏家，曾在琉璃厂附近建立陶斋博物馆，甚至出洋考察路过埃及也不忘带点“土特产”——人形木乃伊木棺、石碑等古埃及文物，这些文物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样一个“权贵收藏家”动了毛公鼎的心思，陈陔哪里抵挡得住？

据陈介祺六世嫡长孙陈继揆记载，陈氏本家的陈恒庆在北京做官时，与朝廷重臣端方过从甚密。因此，陈恒庆就让自己的儿子陈芙珩出面，找到陈陔，交涉转让毛公鼎的事情。一开始，陈陔并没有被银子打动，但对方许诺，除一万两银子外，还让陈陔担任一年湖北银元局局长。陈陔这才鬼迷心窍，觉得任一年银元局局长，可就发大财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出让了毛公鼎。鼎出手后，官位没有到手，陈陔才发现上了当，悔恨交加，一病不起。

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大约是为了警示后人，陈氏族人代代相传，将这段故事记了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初，陈继揆在《毛公鼎旧事》中披露了此事，世人才知道，毛公鼎竟是这样被端方骗到的。

2015年，西泠印社的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孙桂澄旧藏毛公鼎拓本姚华题跋”现身，又让人们见识了端方强买毛公鼎的费尽心机。原来，他不但委托了陈恒庆、陈芙珩父子，还托了曾任京师古玩商会第二任会长的孙桂澄。

在这份孙桂澄旧藏的毛公鼎拓本题跋上，详细记载了孙桂澄为端方购鼎的经过：为了给端方购鼎，孙桂澄日夜兼程，赶到潍县，深夜时分，秘密造访陈陔，“趁其机势”，到黎明时分，已把毛公鼎拿到手了。等潍县“巨家”闻讯前来争夺，早已晚了。

短短一夜时间，就让陈陔放弃了祖传宝贝，孙桂澄到底使了什么厉害手段？题跋中不可能明写，不过，在北京琉璃厂倒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

陈重远早年在琉璃厂古玩铺浸润多年，他在《金石谈旧》中写道，端方强买毛公鼎的想法，源于另一件“国宝”——同为西周青铜器的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散氏盘也以长篇铭文和精美书法著称于世，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说，当年嘉庆五十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保曾将散氏盘作为寿礼，献给嘉庆。端方闻听这段往事，灵光一闪：当今光绪皇帝的35岁寿辰快到了，若以祝寿为借口，肯定能买到毛公鼎。他派人前往潍县，对陈氏后人说：“听说毛公鼎在你家收藏，端方大人愿出两万两银子收买，献给皇上。三天内回话，不得拖误！”

陈重远记述的版本显然有演义的成分，银子数目与陈氏后人的记载有出入，并且，端方买到毛公鼎时，光绪已经死于砒霜中毒，在位的是年仅4岁的溥仪。

不过，毛公鼎在1910年换了主人，端方得偿所愿，确是不争的事实。

陈陔丢了毛公鼎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重熹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此诗是叹陈家后人，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得鼎不过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

好友相助叶恭绰筹款赎买

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

据陈重远回忆，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嫁妆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抵押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胜银行。

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人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同意，毛公鼎从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

稀世珍宝抵押在银行，外人只见端方后人不断变卖家产，不见赎回宝物，一时之间纷纷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意，辛普森还找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合。

福开森是端方的洋顾问，正是与端方的接触，为他“开启了鉴赏青铜器之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端方旧藏”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中最有名的商代青铜器“柉禁十三器”，是目前出土的铜禁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成套青铜器，就是端方后人经福开森之手，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

毛公鼎比柉禁十三器多了一点运气，端方家人嫌钱太少，不肯出让。事情传出后，国人哗然，文化界人士纷纷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

其实，早在1925年毛公鼎抵押在华俄道胜银行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绂辰就想让毛公鼎“还乡”。那时将鼎赎回，连本带利只需4万银元，可惜拍板的是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这个“不懂文献的武夫”，终使“还乡”一事功亏一篑。

几年后，王献唐走马上任，成了新的图书馆馆长，再次提起“还乡”运动。这时鼎价已涨到了七八万元，不过，恰好盐商欠了官款36万元，赎回毛公鼎绰绰有余。王献唐踌躇满志，四处接洽，谁知新任省主席韩复榘与“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样，始终不肯拨款，硬是把这事儿给拖黄了。

谁来拯救国宝于危难之间？关键时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挺身而出。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叶恭绰是典型的“为官治学两不误”，但在《叶恭绰传》的作者郑重看来，“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他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烟云的历史人物。”

多年来，无论在朝或在野，叶恭绰一直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

此时，面对毛公鼎，叶恭绰手头也不宽裕，多亏两位好友慷慨解囊，合股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恭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记住：教育家郑洪年和书法家冯恕。1930年，郑、冯两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恭绰一人收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织在一起。

真正的收藏家大抵都对国宝有敬畏之心，叶恭绰跟陈介祺一样，从天津到上海，始终严守着秘密，在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关于毛公鼎的记载。1935年，叶恭绰已收藏毛公鼎多年，一次晚餐时，好友蔡元培问他是否藏有毛公鼎，他还是守口如瓶。蔡元培只能无奈地在日记中记下一笔：“闻尚藏有毛公鼎，但甚秘，对人不承认有此。”

如果不是叶恭绰侄子叶公超晚年在医院卧床时的口述，如果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在一本学术著作中“略述梗概”，叶氏叔侄守护国宝的不易，或将永远不为人知。

叶公超护宝遭拘捕

1973年，张光远的著作《西周重器毛公鼎》在台湾出版，当即在港台学界引起轰动。轰动的缘由在其副标题——驳论澳洲巴纳博士诬伪之说。

原来，几年前，澳洲一位研究青铜器的巴纳博士怀疑毛公鼎是伪器。于是，“根据张之洞、卫聚贤两位荒诞无稽的谬说，和巴纳所自采取的‘科学’治学方法，大肆撰文攻讦毛公鼎的瑕疵，诬蔑它是第一位收藏家——陈介祺所伪造。”

巴纳博士和西方的一批学者似乎不知道，张之洞、卫聚贤的所谓“赝品”说，早在几十年前已在中国国内被遗弃，以至“毛公鼎的真伪问题，竟然掀起世界性的怀疑风波”。

眼见毛公鼎被欧美学者怀疑，张光远放弃中国金石学界只注重铭文和外在特征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结合毛公鼎的铸造技术等，“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巴纳的观点逐一反驳。

此后，更多的港台学者结合X射线等现代科技手段，掀起了毛公鼎研究的一个小高潮。这场关于毛公鼎真伪问题的论争，最终证明毛公鼎真金不怕火炼，确是无可争辩的真器。

毛公鼎的“真伪之争”被大陆学者注意到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惊奇地发现，除了论证真伪，张光远还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公开的往事。

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书画藏品，则被全部留置在上海。叶恭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提起了讼事。叶恭绰当时已年近花甲，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

叶公超父母早亡，是跟着叔叔叶恭绰长大的。叔叔的抚育教诲，爱如己出，叶公超终身不忘。1940年，叶公超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接到叔叔的电报，当即赶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叶恭绰殷殷嘱咐他：“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典质，尤其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为了强调不让毛公鼎流出国门，叶恭绰又告诉侄子：“前此，曾两度有美国人及日本人拟以高价购买毛公鼎，均未允之。”

叶公超肩负使命来到上海，不料，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劳里育路卫乐园三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疏忽了毛公鼎。张光远写道，“故毛公鼎虽密藏在公超卧榻之下，竟然未被发现，是其大幸！”

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却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了，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一说39天），前后被审讯7次，受鞭挞、水刑2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顾毓琇回忆，叶公超在狱中曾辗转递出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香烟纸，上面写着：“Trust me！Will not yield！”（相信我！决不投降！）

这场劫难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书。一向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走上了国际宣传的舞台。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保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屡受刑，竟能如此坚贞不屈。

据张光远书中所记，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铸工，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

可日本宪兵没有那么容易放手，叶公超出狱后，仍然受到监视。叶恭绰只好又打电报给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字崇勋），让他设法救人。叶子刚多方奔走两个多月，叶公超才恢复自由身，并将毛公鼎安然带到香港，交还给了叔叔。

彼时，叶恭绰远在香港，同样气节凛然。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后，想请叶恭绰出山。叶恭绰断然拒绝，从此失去自由。时值大暑，他坚持关闭门窗，隔开窗外嘈杂的日兵，经济困窘，只能靠出售印章石砚对付。

1942年10月，经亲友多方斡旋，叶恭绰终于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依旧不与外界接触，可还是躲不过日伪的骚扰。汪精卫多次托人请叶恭绰，“快不要再玩古董，出来玩玩人民”。最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竟派人亲自上门，请叶恭绰出来“主持大局”，扬言“如果再执意不从，恐对他不利”。叶恭绰那时已重病在身，然始终不曾屈服。

叶公超平生从不记日记，历史学者傅国涌说他是“述而不作”的那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叔侄二人守护毛公鼎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更是一向视为个人私事，鲜少对外讲述。直至晚年，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卧病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事张光远前去探视，叶公超才回首往事，同意张光远“略述梗概”。

只是，不知是年事已高，记忆偏差，还是有所避讳，不曾细说，叶公超的口述又给毛公鼎扑朔迷离的流传经过带来了新的谜团。

扑朔迷离的归公之谜

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底，日本发动南侵战争，攻陷香港后，叶恭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唯不幸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咏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败投降后，叶恭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以后才算归公家所有。

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阶平很快讲述了一个不同的版本：毛公鼎最后并非由叶恭绰、而是由陈咏仁献给政府的。刘阶平是陈介祺的同乡，手中藏有昔年陈介祺手拓的毛公鼎铭文，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员。

据刘阶平回忆，1942年经过上海时，听说叶恭绰因经济困窘，欲出售毛公鼎以维持生计，并且，敌人也想争购。他同徐森玉、张子羽等人商议后，找到了相识的商人陈咏仁。

陈咏仁不是普通商人，曾替日军收买大批军火物资，算得上“头号经济汉奸”。徐森玉主持过故宫文物南运，那时在上海负责保管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张子羽则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找到“奸商”陈咏仁，自有一番妙计。

刘阶平对陈咏仁说：“你如能购得毛公鼎国宝呈献中央……作为你将功赎罪的一项表现，将来设法减免你的罪行。”这话说到了陈咏仁心上，机会难得，为了给自己留个后路，陈咏仁答应以黄金三百两，秘密购得毛公鼎，并由张子羽秘密保管。如此，既避免了毛公鼎外流，又能确保将来收归公藏。

果然，抗战胜利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事实上，近年来拍卖会上出现的多件毛公鼎拓片，上面都钤盖着陈咏仁“于胜利还都年献呈国府”的印章。由此可见，陈咏仁购鼎、献鼎之事并非空穴来风。

抗战胜利后，陈咏仁凭献鼎之举一度逍遥法外。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被揭发出大量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行为，加上此前的汉奸罪，陈咏仁最终被诸罪并处。

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不顺利，直到今天，从陈咏仁之手到南京“中央博物院”那段历史仍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

沙孟海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专程前往上海接收（毛公鼎）……徐森玉还正在途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原在上海等处布置好一批人员，到那时他们就捷足先登，从陈咏仁手中把这件西周重器劫夺去了。后来，沙孟海奉朱家骅之名，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急电戴笠，勒令立即移交，戴笠只好将业已到手的重器交出。

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的沈醉，关于接收毛公鼎的回忆更加戏剧。戴笠还没死时，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沈醉负责，但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收大员才来到上海。当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

清查工作接近尾声，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直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几个老古董商，一起到沈醉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董商正侃侃而谈，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古董商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呼声：“我的妈哟！”“老天爷呀！”“这可真是罪过呀！”

沈醉被弄得莫名其妙，一问才知，这个烧纸炉竟然就是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毛公鼎。那时特务们有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字纸篓里扔，以免泄密。惜乎一张拓片都价值连城的毛公鼎，竟被军统特务们当成了烧纸炉。

从沙孟海和沈醉的回忆来看，毛公鼎的确曾落入军统之手。至于这件国宝如何从军统手中被抢救出，沈醉没有多花笔墨。倒是曾供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徐伯璞晚年回忆，戴笠死后的1946年春天，听说其部下已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但从侧面一再探询，总不得实情。徐伯璞便亲自写了两次呈文，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毛公鼎迅速提交教育部，以便交付博物院珍藏。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呈文如石沉大海，徐伯璞只得第三次写呈文给行政院。几经奔走，终于从“上海敌伪物资管委会”主任郭泰祺处取得了毛公鼎。徐伯璞把鼎带到南京后，“静悄悄地放在办公室的桌下20余天，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约是1946年7月上旬，徐伯璞将毛公鼎移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博物院。

徐伯璞的回忆细节满满，毛公鼎的谜团似乎已被解开。谁知，2008年，上海档案馆的一份档案被发现，让毛公鼎的归公之路更加扑朔迷离。这是一份上海市教育局呈市政府的档案，日期是1946年6月，档案显示，行政院命上海市教育局接收保管毛公鼎，为此，上海市教育局组织了毛公鼎保管委员会。经过探查，发现毛公鼎在军统局保存，接洽后，军统局称毛公鼎已在南京军统局，后又来函称，毛公鼎已送呈蒋介石。

究竟是军统局将毛公鼎送去了南京，还是徐伯璞从“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取得后移交南京的？随着当事人一一逝去，历史的细枝末节已无从寻觅。

1946年，毛公鼎被安放在南京朝天宫，这里正在筹建“中央博物院”。与它相伴的，还有辗转万里、历尽劫难的上万箱故宫文物。

同年10月，在一场“文物还都展览”上，毛公鼎第一次公开与世人见面，它的流浪之旅似乎终于结束了。没有人料到，仅仅2年后，毛公鼎又要面临离别，漂洋过海。而那些守护它的“功臣”们，也被一湾海峡分隔两岸，只能凭借宝鼎拓片，遥寄相思。

寄托两岸同胞共同情愫

新中国成立前夕，叶恭绰在香港收到了北上的邀请。一番思考后，他决定北上参政议政。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去，理由是“共产党喜欢的是穷人”，叶恭绰说，“我也不富呀。”1950年3月，70岁的叶恭绰顺利抵达首都北京。

叶恭绰没想到，此生再也没有见到侄子叶公超，也没有见到叔侄二人曾搏命守护的毛公鼎。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突破长江天险，留在南京的叶公超已官至“外交部政务次长”。他走向了与叔叔叶恭绰相反的方向，南下，去了台湾。

前一年的冬天，南京下关码头，700多个神秘的箱子，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这些箱子里，装满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等5个机构的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毛公鼎。

从1933年起就负责故宫仓库和文物管理的庄严，也登上了“中鼎号”。从北京到南京，从四川到贵州，庄严护送故宫文物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又要随故宫文物和毛公鼎一起去台湾。

这些文物先是被运往台中。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干燥，被认为是存放文物的合适地方。工作人员选中了台中糖厂仓库，但庄严和同事们很快发现，糖厂的烟囱每天都冒烟，对文物太不友好。

毛公鼎不得不“搬家”，新家在一个叫北沟的小山村，现在属于台中郊外的雾峰乡吉峰村。成立不久的“中央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向吉峰村村民租用了一块3万平方米的土地，用三个月时间，修建了三间砖头盖成的库房。毛公鼎和那些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就在这三间拥挤的库房里，一放就是15年。

最初，北沟甚至没有一间可供参观的陈列室，每逢有人参观，工作人员就在库房里支起木板，从摞了七层的箱子里，挑出参观者所要看的文物。

1956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带领十几位学生参观北沟，大四学生林文月看到“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没有任何装饰的”库房，唏嘘不已：“白布覆盖着可能是极寻常的桌几，上面罗列着许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单独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据库房的中央部位，既无安全措施，亦无玻璃罩盖，几乎伸手可触那举世闻名的宝物！”

直到1957年，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才盖起了一座小陈列区，大概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

又过了8年，1965年年底，寂静的北沟喧闹起来，毛公鼎又要搬家了。它和3000多箱文物一起，被装上卡车，运往外双溪新落成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北沟小山村度过15年的庄严一家，也随之迁往台北。

毛公鼎的新家在设计细节上，处处与北京故宫遥相呼应。设计师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获得四十五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

如今，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台北故宫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静静地迎接海峡内外的参观者。

毛公鼎上的铭文，又叫金文，意为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在金文中，“乡”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坐在一口锅的旁边。可见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大家相聚在一起吃饭。

毛公鼎，寄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虽隔海相望，但两岸同胞对毛公鼎的守护从未停止。

196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先祖的全部手稿捐献给文化部，其中包括多篇毛公鼎的铭文考释手稿。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陈介祺的家乡潍坊，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们耗时三年，百分百原比例地仿制了一尊毛公鼎。这尊仿制品与毛公鼎拓片共同收藏在潍坊市博物馆，讲述着那段斑驳的青铜记忆。

垂暮之年的叶恭绰，把自己收藏的所有古代典籍、书画、器具等，全都捐给了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独独惋惜毛公鼎没有留在大陆。1981年，叶公超在台北逝世，结束了自己“悲剧”的后半生。生前，他将自己收藏的毛公鼎拓本，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份拓本上，还有叶恭绰1946年的题跋：“此器兹移国有，可云得所。”

1980年，守护了一辈子文物的庄严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和小儿子庄灵念叨，自己终身的遗憾是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京去。弥留之际，他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