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有望顺利拿到法学硕士学位的刘毅（化名）如今正在杭州一家老牌律所实习。本科毕业通过法考，如今就读于双一流法学院校，但和几位“竞争对手”海归背景、实习经历一比，刘毅觉得自己入职的希望渺茫。虽然他并没有把律师当作就业的唯一出路，但这一原本热门的、高专业门槛的职业，正在让人望而却步。

案源、常年法律顾问资源减少，市场低价竞争，职场晋升困难……不少业内声音认为，律师这个原本代表高薪、高社会地位的行业正在“遇冷”和“饱和”。

每万人4.6名律师够了吗？

2023年，司法部发布《2022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相较于我国14亿人的人口基数，初步计算，2022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约为4.6人左右。同比分析，2022年全国执业律师人数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按此增速，2023年有望达到70万人左右。

对比美国相似的统计数据，即每万人约40名律师的情况来说，我国律师规模仍有提升空间。“但单纯的绝对数据比较并没有参考性，毕竟两国法律服务市场规模、代理收费水平等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浙江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说，近年来，每年两位数的增幅带来的结构性“饱和”可能是当下行业内的共识。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律师人数超过1万人的省（区、市）有23个；超过3万人的省（市）有8个，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河南首次进入“3万+”序列。全国律师事务所新增2100多家；律师100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500家，增幅超20%。

北京西红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广告牌。

结构性“饱和”背后，律师执业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金字塔基的一些中青年律师、跨行业进入律师队伍的执业者。曾任贵州省律协副会长的某律所主任表示，初步估算可能有50%的律师生活在温饱线上，过去代理费用超过万元的案子，现在已经降低到1000元至2000元的水平。

压力传导扩散又进一步引发业内一些不良苗头。云南云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尚显达说，比如低价竞争，这两年很多律师不按规定低价收取费用，又因为低价不规范代理案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比如，公众对律师团队的评价恶化、公信力下降。“有的律师卷宗都没看过，就当庭瞎掰乱说，一问三不知就当代理人。”尚显达说。

行业的紧张感让新生血液望而却步，律师人才培养遇难点。刘毅感叹，实习下来越来越发现，律师更多是一个“资源型”职业，没有稳定案源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几年做不出名堂离开律师行业选择考公考编的大有人在。

能力短板与执业“真空”

结构性“饱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部分“新执业者”存在一定能力短板。

浙江某法考培训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年跨专业考证的情况普遍存在，经过集中培训，能够保证一定的通过率，但这部分执业者相对缺乏系统性的法律专业学习，尽管具备应试技巧，却难以达到律师执业的能力要求，司法实务经验更是为零。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主任孙文杰介绍，现在上了规模、分工细致的大律所，对实习律师的要求越来越多，除了要毕业于名牌大学之外，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孙文杰说：“要在法学毕业生中找出业务能力强、表达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情商高、坚韧程度高的人，还是比较难的。”

相比于竞争激烈的简单民商事案件代理，一些涉外、跨国民商事纠纷、高端知识产权类案件仍然存在人才缺口。例如，体育产业相关纠纷代理，大多需要精通外语、了解赛事运行规则、熟悉经纪人和运动员、职业联盟，具备长期积累的律师，而这样的律师比较紧俏。

此外，一些律所无序扩张造成执业律师区域性“饱和”。贵州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省监委特约监察员钟远人认为，部分律师事务所在全国扩张、连锁，甚至形成规模上万人的联盟，从业者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对行业是一种潜在风险。

结构性“饱和”的另一面，则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执业律师出现“真空”。尚显达说：“甚至司法部门免费建办公室、发工资奖励，都吸引不到法律人才到偏远县、边境县执业。”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主任韩琦燕认为，目前，在全国65万的从业律师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约占律师人数的五分之一，如果加上重庆、天津以及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可以说，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律师都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执业。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律师数量远远不足，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至今仍要靠一线城市调配律师进行支援。

多维度破解律师结构性“饱和”

实际上，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律师总体数量增加能够体现出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矛盾纠纷有更多可能在法治化轨道上化解。与此同时，律师结构性“饱和”也体现出当下法律资源供给与社会、民众法治需求还存在匹配度不高的深层次矛盾。在韩琦燕看来，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可以通过加大政策性扶持力度、优化供给、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等逐步破解，让全面依法治国事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

——做大法律服务蛋糕。昆明市律师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分别对alpha案例库和裁判文书网案例库进行大数据检索和分析，得出结论：2022年云南省经各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律师代理率均为40%左右。报告指出，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仍有空间。

浙江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律师行业的高收入本质上来自法律服务市场的扩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法治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宏观而言，法律服务市场规模仍有扩大趋势，比如高端海事法律服务等涉外法律服务就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需求导向精准培养。昆明市一位基层法院的行政庭法官举例说，本身擅长行政诉讼的专业律师数量就较少，真正熟悉行政法规、愿意深耕的就更少了。他建议，从源头提升人才培养的细分程度。

尚显达认为，数量上看律师的人数多了，但精通业务的其实并不多，部分律师专业化程度不足。韩琦燕建议，大力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素养、专业素养和职业素养，引入优胜劣汰机制，鼓励更多高素质法律人士从事这个行业，促进律师行业良性发展。

——拓宽职业发展渠道。目前，浙江等地通过改革，拓宽律师、法律工作者执业路径和发展渠道。例如，杭州等城市推广市场化解纷，让律师专职从事民商事纠纷调解，专业高效解决纠纷并获得市场化的报酬。

浙江省司法厅提出，将合法性审查等预防性法律制度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并在乡镇（街道）配备专业的法治审查员。目标是到2024年，浙江实现每个乡镇（街道）至少配备一名法学本科以上或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工作人员从事合法性审查工作。这无疑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职业“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