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十多年前推出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红遍大江南北，至今不衰。人们之所以喜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打破了原先的模式，不是烹饪大师的工序，也不是“厨艺选秀”，这些老百姓参不透玄机。食材、厨艺和人们的心得，也有魅力，千百年来如此，“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把它拿出来，是艺术工作者的智慧。

历史工作者进了一步。历史学表达的，也许不是大理论，而是生动具体的过程情节。在历史叙述中突出人，突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考，而不是抽象的历史符号与条条框框，才有魅力，能教化人心。说美食，不是历史工作者的目的，因为说不过厨师；讲美食的前世今生，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说着说着听众就睡了。最终目的是叙述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屈原被流放，饮木兰的坠露，吃秋菊的花瓣，精神充盈，但形销骨立，您说难不难受？苏轼一辈子被贬啊贬，也没停了吃啊吃，到了黄州鼓捣东坡肉，到了惠州鼓捣羊蝎子，到了儋州鼓捣生蚝，您说心气儿大不大？郑板桥官也不当了，卖字画糊口，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寒冬腊月抱着碗热粥，蜷缩着慢慢喝下去，还觉得周身俱暖，您说苦不苦？古人也是人，和现代人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总有共同的话题。这是共情，共了情，也许就被古人指了一条明路。

伊尹是厨师鼻祖，阐述调和之道，背后是“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的思路。他还是殷商重臣，战国策士借他讲出一堆君王南面之术，其中也有臣子规劝讽谏的智慧。

孔子是儒家圣人，他“疏食饮水”（《论语·述而》），历尽坎坷，但明德守礼、乐天知命。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儒者要提升精神境界和执政水准。天理、人伦、圣言、掌故捆绑在一起。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他的做派影响千秋万代。

屈原是爱国诗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沉浸在浪漫气质浓厚的楚文化中，即便是巫风鬼雨，也折射出楚人的生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文化比行政有渗透力。

刘安是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淮南王做豆腐与此相关。他崇尚黄老道家，无思无虑，法乎阴阳，“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淮南子·原道训》），服食导引、丹砂石膏他最熟悉不过。但这位淮南王并没怎么消停，把黄老之学当成障眼的“法术”，而最终身败名裂。

曹操是一代枭雄，确是治世之能臣。横槊赋诗，诗人的气质不影响他政治家的雄心。他自己酿酒，还给汉献帝献酒。他想当周公，希冀天下归心，在乱世中可谓少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杜甫是诗圣，他的诗是诗史。“气傲皆因经历少，心平只为折磨多”（启功联），艰难苦恨成就了他的老辣苍劲，他分外珍惜一粥一饭和片刻安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不过是想给苍生一个衣食无忧的清平世界。

唐玄宗是盛世之君。胡食在大唐王朝司空见惯，上到皇室，下到平民，对异域美食来者不拒，期望胡汉一家。他目睹了物阜民丰，真相信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甚至天宝三年改“年”为“载”，以为臻于郅治。哪想到渔阳鼙鼓、尘嚣直上。他于太极宫临崩之时，孑然一身，又对昔日的自负作何感想？

苏轼不仅是大文豪，还是大吃货。他少年得志，名满天下，但没有几人像他那样处处坎坷。他是千古风流人物，视人生如逆旅，天地一瞬和物我无穷，不过是人的一念之间。政敌不是要看我的惨相吗？偏不让！黄州、惠州、儋州，走到哪，吃到哪，乐到哪。

张岱是纨绔子弟，但也是明朝的遗民。明末社会发生了巨变，明清易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变化，“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答邓石阳》）的呼声越来越高。张岱的人生以明亡为界，此前是茶淫橘虐、书蠹诗魔，此后是山河破碎、亡国之痛，前后判若两人。

李渔是士大夫休闲生活的代表，也是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家。他曾设家戏班，在戏曲、饮食、营造、园艺、养生上无不精通。他主张吃出品位，俭约中追求精美，平淡中获得乐趣。蔬食、清淡、洁净、原汁原味是美食的高境界。摆脱羁绊，才能“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闲情偶寄·余怀序》）。

郑板桥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性情中人。他不堪宦情，“难得糊涂”，为民请赈忤逆上司，挂冠而去。郑板桥颠沛一生，为人耿介，不向恶势力低头，鱼米、热粥、酒皆知来之不易，粗茶淡饭，香甜可口，心怀坦荡，令人肃然起敬。

袁枚是久负盛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精致的美食家。他主张“口餐”，反对“耳餐”，提出知己难，知味尤难。他对厨师王小余的要求很严，两人堪称知味。王小余死后袁枚专门为他写《厨者王小余传》，这是古代难得的死后有传的厨师，传为佳话。

美食、食家、文化中国，水乳交融。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