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笔录我看了，直觉告诉我，船长的供述有隐瞒，应该不止这些。”2月19日，大年初十，宁波海警局当日值班领导丁卓琳副局长正下达指令，“你们务必再仔细搜一下嫌疑船的每个舱室，尤其是住舱、暗舱。”从凌晨一点多执勤舰艇查获非法运输海龟的嫌疑船开始，她就忙碌不停。

经过再次仔细盘查，丁卓琳终于等到了久违的电话铃声——“报告丁副，查到了！驾驶台下方的暗舱里还有20只！”

这是浙江海警局成立以来破获的最大一起非法收购、运输濒危野生动物案。在丁卓琳副局长任职的五年里，这样的场景对于宁波海警局的同志而言再熟悉不过了。五年来，每一次接警、每一起案件，这位较真的丁副局长都要打破砂锅“查”到底。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五年前，连丁卓琳自己也没想到她会以怎样的方式开启与海警的这段不解之缘。那一年，她40岁。

40岁决定跳槽，需要多大勇气？

40岁加入海警，又是何等感受？

说来也巧，丁卓琳在她40岁生日的当天，把这两件事一块做了。

“2019年10月27日，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生日！”丁卓琳这样回忆起自己的40岁生日，“那一天我面向旗帜，庄严宣誓。铮铮誓言象征着光荣和神圣，更意味着责任与使命。”那一天，在宣誓仪式上，丁卓琳没有听到久违的“生日歌”，取而代之的是初次听闻却久久回荡在她耳畔的入职誓言。

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呢？从共青团员成长为团总支书记，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蜕变成海洋执法领域的大拿，从普通的执法科员一路走到原中国海监第四支队副支队长的领导岗位。她在40岁的年龄站上了大展身手的广阔舞台，享受着最好的人生状态，她是旁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2018年，海警改革已是离弦之箭，我国海上执法力量开始全面重组。是继续留在原单位还是加入海警队伍？40岁的她面临一条前所未有的“岔路”，没有人告诉她该选哪条路。在多数人看来，转改意味着离开眼下优渥的环境，身份能不能被认同？地位会不会降低？放弃公务员身份、失去可观的收入，保障还能不能托底？当机立断地作出抉择并非易事。

“好几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开始叩问起自己的初心，有天夜里她梦回自己办理的第一起案件。为了催缴某企业3千元罚款，她先后5次主动登门，却因为缺少强制手段，对方没有一点认错认罚的意思，你来我接、你走我送，就是不交罚款。每每想到这，那种无奈和辛酸就涌上心头。如今海警改革是重塑海上执法威信、壮大海上执法队伍的重大机遇，也是展现自己“一身武艺”的更大平台。海警刚组建，海上执法事业才刚起步，正是需要自己的时候，面对组织的召唤，丁卓琳坚定地做出了选择——投身海警。

她不仅第一个在转改申请书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还劝导其他同事一并转改。“我跟他们说，海警改革是强国强警的大事，在大事面前，不能光算小账，小账永远算不清，必须讲格局，有格局才有出路。”就这样，通过一次次推心置腹地交流，很多原本持等待、观望态度的同事打消了顾虑，坚定了信心，也纷纷递交了申请，穿上了“海警蓝”。

初到海警的一切，对于丁卓琳而言都很新奇，室内是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被子，室外是整齐划一、步履铿锵的队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但新鲜劲还没过去，挑战很快来临。和公务员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相比，在海警，通常是一项任务还没完成，另一项任务已经在排队了，有时候甚至是好几项任务一块来，根本就没有喘息和松劲的机会，“连轴转”“5+2”“白加黑”是常态，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方式也对她的融入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海警执法员的“初体验”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同事们告诉她说，这既是“海警适应期”，更是“初心考验关”。是啊，自己选择来海警为的不正是那颗初心吗？既然选择了转改，也就选择了主动适应，选择了吃苦奉献，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谈什么理想抱负？然而接踵而至的挑战就如同太平洋的潮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正式从事宁波海警局的执法工作起，丁卓琳才发现海警执法不一般！

过去海监执法只是面向海洋行政执法独门领域，而今天海警的执法涵盖治安、行政、刑事等7项职责，外延更广、影响也更大。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对于当时新组建的海警队伍而言，如何在人员少、底子薄、基础弱的现实情况下统领起海上维权执法职责，不简单，也更不容易，尤其是海洋行政执法领域，更是一片空白。

在一次带队辖区常态化巡逻检查中，丁卓琳发现某块海域的海水颜色泛黑，有被污染的迹象，这引起了她的警觉，她带着执法员逆着污水流向一路追到源头，发现是一根海底管道大肆排放污水。违法事实很清楚，办案的过程却十分艰难。当时《海警法》尚未出台，案件刚启动不久，涉案企业法律部门就提出了管辖权争议问题，并试图通过当地媒体、网络大V等给海警执法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在种种掣肘下，证据获取难度陡增，案件办理一度陷入停滞。不巧的是，这一次他们碰上了丁卓琳。

“畏难不前不是我的性格！我代表国家执法，捍卫法律尊严，只要对方违法了就必须要受到惩处！”正是在丁卓琳这股信念的支撑下，她和同事们走遍了涉案海域几十公里的海岸线，没有海域数据支撑，就用最原始的办法从档案馆、资料室翻书查资料，解决管辖权争议问题；没有专业检测人员，就自己用鼻子闻、用双手摸，把切身感受拍成视频证据；没有企业的配合，就自己安排人员在排污口连续蹲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仅用一周时间获取了谈判的有力筹码，并最终将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依法对其作出了罚款100余万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决定。

投身海警以来，丁卓琳先后牵头和参与编写了常见海上行政执法类案件的询问提纲、调查流程和示范案卷，开展执法业务授课15次，指导办理各类海洋行政案件34起，2020年6月牵头办理的海洋工程违法用海案，推开了浙江海警海洋工程执法的“大门”。

“看到那些违法企业心甘情愿地领受处罚，再想想当年办的第一起案子，太解气！”丁卓琳长舒一口气，“为这些案子，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但归根结底是我国执法力量经过重组整合后，真正立起了执法威信！随着《海警法》及其配套规章、执法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真正让海警执法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一线执法员的底气也更足了！”

恰逢其时，重任在肩。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如今的无怨无悔，从曾经的朝九晚五到现在的随时准备战斗，丁卓琳在机构改革的大潮中来到海警，在海警建设的旷野上挥汗如雨；她在一次又一次的灵魂叩问中找回初心，又在一个接一个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实现价值。

2024年2月1日，《海警法》迎来了施行三周年的里程碑时刻。“五龙合一”、攥指成拳，整合海上执法力量，推进海上统一执法，曾经是我们每名海上执法者共同的期盼和奋斗的目标，如今都已实现，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欢呼、为之振奋，也更应像丁卓琳那样为之奋斗、为之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