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既要有“破”的魄力，更要有“立”的担当。

无论是重塑更加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还是以法治的力量助力新技术新业态发展，抑或是做好“人才”的文章，代表委员的建议中，都蕴含着“靠改革赢得先机”的关键词。

求“环境”之优

如何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采访中，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环境”，特别是“稳定”和“开放”的环境。

“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要由服务的对象，也就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经营主体来评价，他们最有感受，也最有发言权。”全国政协委员、知乎创始人兼CEO周源认为，党的二十大以来，各级政府密集推出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但不同主管部门、不同地方政策效果相互“不兼容”的现象依然存在。“要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避免政策间的相互矛盾，确保各项政策方向一致、共同发力，从而提升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周源说。

监管方面，周源提出要善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明确禁止和限制进入的领域。对于尚未纳入监管范围的产业，应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支持民营企业探索未知领域，为培育未来产业奠定基础。

知识产权是市场竞争中重要而稀缺的资源，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要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中的定价优势，打造世界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优选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兼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一德说。

“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过程，就是其成为商品或资本的过程，必然伴随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定价和议价。”马一德认为，作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后来者，我国并未参与早期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经贸规则的讨论制定，科技创新成果在全球市场进行议价交易时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

当前我国正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在马一德看来，这是提升我国国际知识产权话语权的重要优势。“中国市场是一个超大型的单一市场，法律体系、商业规则、执法体制、语言文化等具有极强的统一性。”他建议，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中将这一优势进行量化和强化，将其转化为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中的定价优势。例如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司法认定中，探索建立符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损害赔偿计算机制，使损害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相契合。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马上办、抓紧干，但不是“一哄而上”盲目干。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立足全局，更要与地区环境相适配，将优势最大化。”全国人大代表、朝阳区委书记文献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朝阳区来说，就是要用好国际化带来的市场优势、新应用场景带来的新产业优势和新生态带来的绿色发展空间优势。

“国际化是朝阳区的‘金字招牌’，也是最大优势。”文献举例说，正是基于国际化带来的市场优势，促进了全球服务业资源要素跨境流通和高效配置，朝阳区第三产业比重达到93.9%，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营商环境考评连续五年全市第一。

优势最大化，才能效益最大化。文献表示，朝阳区将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永恒主题，做强国际化特色优势，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两区”重要承载地，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深化交流合作、推动要素流通、加强示范引领。继续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全面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际化城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

筑“法治”之基

“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法治既是调和矛盾和防范风险的稳定器，也是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以法治手段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与效率和谐统一。

创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强化法治建设的第一步。皮剑龙建议，针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进一步完善现有民商、经济类和新技术领域法律规范，包括民法典、公司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同时逐步制定各领域专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制度供给为企业和人才提供法治支持。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仅要有效保障知识产权原产权人的权益，还要结合科技发展需求，给予大数据时代下知识产权衍生品发展空间。”皮剑龙建议，制定数据知识产权等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专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完善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措施，更新和修订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主体制度，使得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有针对性。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解渴管用的法律服务，是律师的职责使命。”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认为，随着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新质法律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倍增，为律师执业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律师执业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对相关政策法规执行中的感受很直接，对利弊得失的修正建言也更专业。因此，律师更应当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高子程说。

他建议，相关部门多为律师提供机会，以及时参与、了解新技术、新产业的法治服务需求。帮助更多律师通过参与制定修改产业政策，和科技、环保、能源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领域积极发挥“智囊”作用。律师要以专业优势，帮助梳理分析科技活动的法律逻辑，使法律规范更好符合科技创新、人才成长等规律。尽快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强化善用国际律师资源的能力，支持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

聚“人才”之力

新质生产力召唤更多“新质劳动力”。作为在高校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北方工业大学科研院院长兼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李全明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高校要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整个大学期间，引导大学生树立以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信念。

“要高质量推进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的数智化进程。”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媛媛介绍，据相关测算，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已接近2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净增的158个新职业中，97个为数字经济职业。

面对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郭媛媛建议，高等学校应加强教学资源手段的智能化融合，创新采用如功能性游戏等专业教学拟真模型、通信实验平台等，提高人才培养的智能化水平。将更多专业知识、行业实践等教育教学所需数据资源，即时、安全纳入教学过程，打造智慧课堂。加强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的协作，建立高校课堂内外、线上线下、教与学、学与用等开放、互通、联动培养的体系架构，实现对新质生产力人才的协同培养。

周源委员特别谈到了“新职人”群体。他认为，正如近年来出现的“新农人”一样，中国的就业人口中正在诞生“新职人”群体，他们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专业经验技能，从事第三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新型农业，居住在城镇的从业人员。

“认真研究这个新群体的特点和诉求，为‘新职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是帮助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拉动未来产业发展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周源建议，强化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载体，健全“新职人”群体终身职业技能提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