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的称号，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才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国号既是家天下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中国古代国号皆具或显或隐的美义，这些“美号”，既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并发挥出多样的现实功能，也体现了非汉民族的“汉化”倾向，从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解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既多名实相副者，也有名实不副者；既标示着相应王朝的特征所在，也隐藏着不少值得发掘的重要内容；国号又有转为名号、族称与域外称谓者，这彰显了相应王朝的地位与影响。至于大量存在的相同国号，后人采取了冠以顺序词、方位词、国姓以及缀以地名、五德或使用代称等处理方法，以求加以区别。

名实互证：国号与国家

国号是名，国家是实，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就像毛与皮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解析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相当有趣。

首先，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国号与国家之间，大多是名实相副的。如以养马立国的秦，恰好也是马上得天下、马上失天下的王朝；与银河般浩瀚悠长、帝尧般道德完美有关的汉、唐国号，指代的正是备受称赞、国运长久的汉、唐王朝；来自《易经》“大哉乾元”的大元国号，与拥有广袤疆域、信仰长生天的元朝之间，也是名实相副。至于名实不副的国号与国家，巍巍高大的晋国号，没有形象高大的晋朝（西晋）与之匹配；一切求新的新国号，对应的却是一切复旧的新朝；力图走出短促宿命的隋国号，终究无法改变隋朝的短命。

其次，比较而言，代表着中国“创世记”的夏，是中国史上模糊不清、居高鸣远的王朝；“玄鸟”生出的商，是中国史上既迷信又神秘的王朝；以重农为特征的周，是中国史上备受称道与尊敬的王朝；以统一与暴虐而出名的秦，是中国史上国运短促而又影响深远的王朝。至于汉是得也天命、失也天命的王朝，新是“始作俑者，其多后也”的王朝，晋（西晋）是看似“道德”、实则虚伪的王朝，隋是是非功过评价存在较大分歧、国号取义甚受嘲讽的王朝，唐是既昂首自豪又低首痛惜的王朝，武曌的周是尴尬而无奈的女主的王朝，宋是否极泰来、斯文与变革的王朝，大元是非汉族建立的民族多元、“一国多制”的王朝，大明是“老农”治国、皇帝集权的王朝，大清是前期精神的力量显著、后来却不能自主的王朝，也都标示了这各具地位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征所在。而顺着这样的思路说下去，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分裂时代，也可概括出各自的特征或地位，如“春秋”是名分混乱却又“讲究”名分的时代，“战国”是战争频繁、竞争激烈的时代，“三国”是在后世“接受史”中被文学化、戏剧化、道德化的时代，“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民族矛盾、地域冲突、文化融汇表现极为充分的时代，“五代十国”是建国者的出身等而下之、社会道德沦丧的时代。然则这样的一部中国历史，也就仿佛一台起承转合、悲喜交加的多幕大戏，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再次，仔细品味乃至探赜索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关系，还能发掘出不少隐而不彰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后来没有哪个王朝沿用商国号，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商国号缺乏继承者，至少与屡被后世继承的夏、周、秦、汉、唐等国号相比，商国号要等而下之，商朝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地位也就连带着相对次要。其实不然，如赵匡胤的宋朝，就是通过其父赵弘殷的名字、他本人担任过宋州地方长官、宋朝确定五德为火德等“巧合”，从而隐性地远承商朝；这样的宋朝，又为打着“反元复宋”旗号的明朝所继承。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就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影响或“溢出”效应言，也有很多亟待表彰的方面。如有国号转为名号者，由夏国号而产生了诸夏、华夏、中华等名号，即为其例；后来，华夏又成了族称，迄今也还是汉族的雅称，而取“中国”与“华夏”各一字组成的“中华”，更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名。有国号转为域外称谓者，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如由汉、唐国号而出现了中国的域外称谓汉、唐，这是中国历史上声教远暨、超迈前古的时代，中外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非常繁盛；时至今日，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还称“汉学”，世界各地还把华侨或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聚居的城市街区称为“唐人街”，英文则写作Chinatown，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城、华埠的意思。还有国号转为族称者，除了上述的由夏而华夏，更典型的例证则是汉国号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然则这样的夏、汉、唐，都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国号，也堪称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或光荣、持久的国家或王朝。

相同国号的处理方法

从理论上说，国号是国家的称号，称号的本质属性是起区别作用，国号当然也不应该例外。然而，出于复杂的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原因，联系着中国历史上富有特色的“托古改制”传统、“五德终始”理论、攀附祖先做法，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大量的相同国号，这就模糊了国号的区别作用。而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各种麻烦，后人采取了多种处理方法，以求区别这些相同国号。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顺序词。刘秀重建汉朝，为了区别于刘邦始建的汉朝，后人称为“后汉”，而把刘邦的汉朝称为“前汉”，并把刘备再建的“汉朝”称为“季汉”。类此者有：刘曜的“前赵”与石勒的“后赵”，张寔的“前凉”与吕光的“后凉”，苻健的“前秦”与姚苌的“后秦”，慕容皝的“前燕”与慕容垂的“后燕”，王建的“前蜀”与孟知祥的“后蜀”。

也有仅以“后”字冠于重出之国号前面者。拓跋珪的魏，为了区别于曹丕的魏，史称“后魏”，但曹丕的魏并不称“前魏”；唐、宋之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国号以前都出现过，所以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但并不存在与“后”相对而言的“前梁”“前唐”“前晋”“前汉”“前周”。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经历了重大变动（如疆域的巨大变迁、都城的远距离迁移），后人便根据变动前后的疆域特别是都城的相对位置，在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以资区别。如“西周”（都镐，今陕西西安市）与“东周”（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市），“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与“东汉”（都雒阳，今河南洛阳市），“西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与“东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北宋”（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与“南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

又一种情况是，依据相对的疆域所在地区或都城所处位置，用方位词来区分同时代或不同时代出现的相同国号。如孙权的“东吴”，慕容冲的“西燕”、慕容德的“南燕”、慕容云的“北燕”，乞伏乾仁的“西秦”，秃发傉檀的“南凉”、李暠的“西凉”、沮渠蒙逊的“北凉”，拓跋珪的“北魏”，元善见的“东魏”、元宝炬的“西魏”，萧道成的“南齐”、高洋的“北齐”，宇文觉的“北周”，李昪的“南唐”，刘的“南汉”，李元昊的“西夏”等。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种情况，是指一个王朝的两个阶段，只是疆域形势或都城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动，所以借方位词加以区别；而且，这前后两个阶段的同一王朝，总是先西后东，先北后南，这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象乃至一条规律，即该王朝的统治中心，是由西北向东南转移，这种转移又往往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强力压迫乃至入主中原所致，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则是该王朝的国势由盛而衰、疆域由大而小的变迁。第二种情况，借方位词加以区别的相同国号，代表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对峙的国家，“东”“西”“南”“北”依据的是各自的相对地理位置，所以并不存在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承续意义，也不一定东、西或南、北对应出现，如有“西燕”但无“东燕”，有“西凉”但无“东凉”，有“北魏”但无“南魏”，有“北周”但无“南周”，有“南唐”但无“北唐”。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的主体灭亡后，其残余势力不改国号，后人或也依据其相对地理位置，加上方位词以资区别，如汉（刘知远的“后汉”）与刘崇的“北汉”，辽与耶律大石的“西辽”，大元与妥欢帖睦尔的“北元”，大明与诸多的朱氏“南明”，都属此类。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国姓。在家天下的时代，冠以帝王姓氏即国姓，是区分相同国号的常用方法之一。如曹氏的魏和拓跋氏的魏，分别称“曹魏”“拓跋魏”；拓跋氏后来改姓元，所以又称“元魏”。类似的情况很多，如姬周、宇文周、武周，嬴秦、苻秦、姚秦，孙吴、杨吴，刘宋、赵宋，萧齐、高齐，萧梁、朱梁。至于杨隋、李唐、完颜金、朱明等，也常见诸史籍。

区别相同国号的其他方法。古有蜀国，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偏西。蜀后来也成为地域名称。刘备的汉因称“蜀汉”。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地名、以资区别的方法。

王莽以刘邦的汉为火德，而刘秀即以火德王天下，刘邦、刘秀、刘备的汉遂称“炎汉”；刘裕的宋为水德，赵匡胤的宋为火德，于是刘宋又称“水宋”，赵宋又称“火宋”。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五德、以资区别的方法。

刘邦的汉定都长安，刘秀的汉定都雒阳，长安在西称西京，雒阳在东称东京，于是以“西京”作为西汉的代称，以“东京”作为东汉的代称。《南史》卷六十四《王琳传》：“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这里的“典午”指晋朝，“当涂”指曹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代称呢？曹氏代汉，自以为应了“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当涂高者，魏也……当道而高大者魏”，所以“当涂”成了曹魏的代称；晋朝的国姓是司马，典与司都有掌管的意思，而十二地支配十二生肖，午配马，所以典午就是司马，晋朝是司马氏的王朝，故以“典午”代称晋朝。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后周时封天水县男，赵宋因此又有代称“天水”，而知道了这一点，如王国维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所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也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凡此种种，都是以各种代称相区别的相同国号。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六朝博物馆馆长。详情请参阅《人民论坛》2024年2月《“国号”中的历史流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