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端对话节目《认识你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于3月18日起每晚20：55在北京卫视播出！

时间倒回50多年前的1972年前后，陕北梁家河窑洞里，不到20岁的习近平，拿起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读了三遍，写下了18本读书笔记。多年后总书记回忆那段读书时光时感慨：“当时条件的确很苦，吃的没一点儿油水，饿着肚子读书。但会发现，一读书就会忘记劳作艰辛之苦、物质贫乏之苦，得到的却是浑然忘我之乐、精神满足之乐，这就叫苦中作乐。”

以书为媒，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针；打造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平台，让世界更好读懂新时代的中国；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本期开始，您将与3位中外顶级文化大家、学者，以及现场30位书友围炉而坐，每期围绕1本世界经典图书和若干中外优秀文化作品畅谈古今，从书籍中体味文明发展、提炼公共话题、直面时代命题，共同着眼马列主义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以及世界文学名著等构成的世界文明成果，开启一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对当下社会有启迪、对时代发展有思考的文明对话。

《资本论》为何是习近平书单中

必然提及的一本？

《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它以唯物史观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并通过剩余价值学说，阐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特殊规律，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秘密，指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以及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王东教授认为，习近平同志不光青年时代学习《资本论》，还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次带领我们阅读《资本论》、发掘《资本论》。他善于把《资本论》中蕴含的世界观、历史观发掘出来，作为我们新时代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1985年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在与一位大学生交流时，特别提到了《资本论》。总书记说：“要把马克思著作反复读，用心读，‘厚的读薄，薄的读厚’，读薄的过程就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一步一步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掌握其内涵精髓的过程。”

今天，当我们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经常会提到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更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充分应用到了实践当中。正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最后一条提纲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哲学家们迄今为止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第一条提纲中他写道，我们需要理解“实践”这个词。

无论讲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落实到中国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把它用到了极致。

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认为，五年计划让中国人民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引下奋斗，而且还是每五年一个计划，这使得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提出清晰的目标，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目标向另一个目标奋进。我们依靠着集体，但同时也尊重个人，把人民性特点阐释得非常清楚。

瓦格纳以中国年轻学生支教为例，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亲近人民的社会主义原则正体现出了中国的智慧，直言自己特别欣赏中国的解决方案以及真正求真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资本论》为完全没有交集的人

搭建了结缘的“桥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15岁便与《资本论》结缘，对人的命运、中国命运、人类命运等问题的好奇与关心，把他引向了《资本论》。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王东身上总带着两本马列著作，其中一本必是《资本论》，直到30岁上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非常系统地带读《资本论》，王东对很多疑惑恍然大悟，他说：“三十而立，立在了《资本论》。”

与王东教授不同，生于改革开放的80年代、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苗绿，中学时代就接触到了《资本论》。然而，对于初中阶段的苗绿来说，《资本论》中类似“剩余价值”、“商品”、“货币”这样的概念与生活相距甚远，没读几页便放弃了。直到大学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关于人等概念再次激发出苗绿非常强烈的兴趣，她觉得异化说中了人们生活当中非常多的方方面面，而这一切都通向了《资本论》。所以她重新翻出《资本论》细读发现，《资本论》说的是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它能将人从个人生活当中超拔出来，了解历史整体性，从而看到历史可能的发展性。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资本论》研究专家约瑟夫·马奥尼出生在肯塔基州，成长于阿拉巴马州的农村，他成长过程中大多数邻居都属于工人阶级，他们本应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受益者，但他们在思想上完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1998年至1999年，马奥尼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萌生了一个想法：“也许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中存在一些东西，中国人发现了它们。”自此，马奥尼开始热衷于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理解它的与时俱进。

与王东教授同样15岁结缘《资本论》的中德国际关系学者克里斯蒂安·瓦格纳看来，《资本论》无疑是大部头，但苦于不同的国家和媒体，以截然不同的视角解析世界上每天发生苦难的原因，大多太过主观，不能让人满意，所以瓦格纳决定试着到《资本论》中找找答案。几年的时间，20岁左右的瓦格纳才真正深入地理解了这部著作。世界充满这么多苦难的原因有很多,但总有一个经济学方面的原因，从《资本论》中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一切都豁然开朗。

《资本论》之所以得到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读者认可，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本书上找到了关于“命运”的回答，不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国家的命运，乃至人类的命运，《资本论》都在字里行间赋予人们“大智慧”，让人们以此为桥梁，在思想的巅峰相会。

从无到有，《资本论》来之不易

《资本论》可以说是耗尽了马克思40年心血，凝聚了他整个生命的一部学术力作。1843年，刚与燕妮结婚的马克思几乎将全部精力铺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上，使这个手稿成为最初的一块奠基石；第二部著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是《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三十而立的年纪，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第三部著作《共产党宣言》，可以说，这也是《资本论》最初的宣言和大纲；10年过去，40岁的马克思完成了第四部著作《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但马克思太过努力了，连续的熬夜使他的健康受损严重，就连马克思自己都说他在坟墓边缘徘徊。

终于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晚年更是为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贫，连他的儿子和大女儿也先他而去，一辈子支持他的爱人、他的灵魂伴侣燕妮也先于他离开，这些都对马克思打击巨大。可以说，马克思付出了健康、财富、家庭的代价完成一部《资本论》，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部学术力作。中国有句老话说“读书破万卷”，但有一卷要特别下功夫，会受益终生，那一定是《资本论》。

在经济学中，从来不缺“why”，但《资本论》不仅有“why”还有“how”。它会告诉你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也会回答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资本，甚至人与科技的关系等等。很少有著作像《资本论》这样，对人类的命运，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命运产生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所以它也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奥尼坦言，《资本论》中一个更重要的部分，是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创造性，还具有剥削性，他们需要经济危机来打击工人，降低工资，从而再次剥削工人。资本主义剥削了工人，剥削了环境，剥削了国家，只是为了让一小群人享有特权，在某种程度上，最终也会毁了国家，这就是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大约是2008年，美国纽约百老汇的书店打出来一个广告语：“马克思所说的都应验了”，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之际，大家一拥而上抢购《资本论》，想从中找到驶出危机的“诺亚方舟”。

马奥尼作为亲身经历者和《资本论》研究专家，认为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答案就是：资本主义很容易出现危机，且资本主义在制度上依赖于危机，甚至资本主义会去创造出危机，然后资本家利用这些危机来重新确立他们对被压迫阶级或被压迫民族的统治。

德国人在英国写的《资本论》

为何在中国大地“枝繁叶茂”

马克思有一个名言：资本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资本论》讲的是资本的事。但马克思讲资本，却不止讲资本，他还讲资本怎么来的，怎么终结，怎么超越。有人问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猛批资本，完全否定西方现代化呢？

不是！《共产党宣言》说：正因为有了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多年来创造的生产力超过几千年生产力总和，这是世界历史一大进步，我们肯定这个进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在科学中没有平坦的康庄大道，只有不畏艰苦，勇敢攀登的人才能够到达光辉的顶点”。对于翻译《资本论》的人来说，他们也在攀登一座高峰。郭沫若先生曾经说：“为了翻译《资本论》而死，要算光荣的死。”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诞生过程非常曲折，1928-1938年期间，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学者花了十年时间才把全译本给翻译出来出版，这其中为了翻译《资本论》他们还去先翻译了《国富论》等其他经典的经济学著作。

可以说，为了做这个事，真的是穷一生做一事的典范。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学者花了六年时间先翻译了六部英国古典经济学，把从斯密到李嘉图主要代表作都翻译出来；1934年到1938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很多人选择逃难求生的时候，王亚南和郭大力两人埋头合作翻译出了《资本论》三卷本，此中的艰辛大家可想而知，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郭大力觉得光出三卷本还不够完整表现《资本论》逻辑，他又从1940年开始到1947年底，花了7年的时间翻译了100多万字的理论史部分。这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翻译，他辞去教授工作回到家乡，即便连下锅买米，养活老人和孩子的钱都没有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完成了全部翻译。甚至1976年，他又完成了《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的重新翻译和出版，郭大力用了整整48年时间，让《资本论》站上了更高的一层台阶。

有人问“青年人的一辈子应该怎么过？”回答很简单，如果你想作出大事业，就要尽一生、穷一事，把事情做到极致。而这一点，郭大力和王亚南无疑是典型体现。

《资本论》创作有双星：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中译本有双星：郭大力和王亚南，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正是有了他们，《资本论》才能“稳健”地存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中，成为影响他、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不二选择”。

王东教授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概括了四个关键基因：第一，天人合一宇宙观；第二，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它突破了单纯强调个人，孤立的个人，互主体观；第三，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强调文化多样性，多样性的求同存异；第四，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这四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独特的文化土壤。

马奥尼教授认为中国是目前唯一能够拯救世界的国家，在大多数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中国的文明是最先进的，中国人知道自己有能力达到并维持几千年来文明的最高水平。现在，中国正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知道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没有基因自卑感，他们没有文化自卑感，他们只是在近现代时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他们在上下5000年的历史中遇到过各种问题，并都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中国有一种文化自信，并且让人相信未来属于中国。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针，将中华上下五千年民族根脉与马克思主义魂脉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了世界历史新高度，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活力，这是无比强大的力量，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也是当下重新学习《资本论》一个最大的意义和任务。

3月18日开始，让我们与中美德三国学者共约《认识你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沿着总书记的阅读之路，把《资本论》这本书从厚读到薄，翻阅悠悠文海，共品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