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婚姻问题被放在台面上讨论后，大部分日本学者都认为结婚难的问题只是晚婚，大家的共识是“大家早晚会结婚，只是推迟了结婚的年龄”，认为年轻人就是想多享受单身生活，或者是将女性进入社会所面临的生育问题视为晚婚化的主要原因。那时的日本，开始借鉴同样遇到问题的欧美国家，给予女性能够一边安心抚养孩子一边工作的政策和经济福利，在实际层面解决晚婚问题。

然而日本专门从事家庭社会研究的山田昌弘在其新作《不婚社会——日本婚姻的未来走向》中，根据日本的具体情况分析，认为日本会朝着有别于欧美的不同类型的“不婚社会”发展，其中很多分析更加适用于传统的东亚社会。日本目前发生的转变未必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但书中所分析的“家庭观”“情感观”，相较于欧美，中日之间显然有着更多共通的文化背景。日本只是先一步进入了“结婚难社会”而已，书中很多发生过研究过的情况，或许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悄然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山田昌弘根据日本的婚姻情况提出，在现代社会种种矛盾之下，要解决“结婚难”带来的各种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社会变成一个即便不结婚也能幸福生活且没有经济和心理负担的社会。

经过了20多年的验证，日本面临的并非晚婚化的问题，而是未婚化的问题。一生之中一次婚都不结的人今后会不断增多，和欧美国家的情况不同，很多日本人不是不想结婚而不结婚，而是想结婚却结不了婚，由此构成了结婚难社会。

书中有一些深入社会现象背后的研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传统社会，“我是谁？”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从一出生便被阶级、制度、宗教、宗族、礼教定义了位置，人生的意义和存在价值，能够通过传统社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人们需要解决的是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而现代社会，人生的意义需要自己去寻找，人际关系也需要自己去建立，人们需要解决的不再是接受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不能找到的问题。

这如同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人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来消除心理上关于存在的焦虑和不安。为了消除这种“存在性焦虑”，人们需要寻找能让自己相信，认同自己的对象。这种构建亲密性的方式，需要有自己主动选择的勇气和被别人选择的风险。上一代人的情感方式大多是通过介绍、相亲完成的，实际上还是会有所依靠，而下一代大多是凭借着自由恋爱而结合，这也让婚姻对于亲密性的要求更高了。

婚姻的另一大因素是经济因素，正因为要脱离旧有家庭建立新的情感核心，经济则是其基础保障。这点在日本社会有个很明显的特点，日本的家庭模式是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料理家务，这种性别角色的分工是为了实现幸福生活的目标。这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及从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向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中，这种幸福的目标很容易实现。

在整个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在经济上日本在泡沫破裂了之后开始进入经济下行的环境，年轻人的工作不稳定。经济变化带来的矛盾就是自己喜欢的人未必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具有经济实力的人未必是自己喜欢的人。这个矛盾是现在以自由恋爱为主导的婚姻形式的根本矛盾，直接刺穿了支撑婚姻的两大基石。作者在日本的婚姻发展中，发现了整个世界的形势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人们从传统社会脱离出来后建立的各种维系婚姻的基础。

日本经济结构的质变，导致现代婚姻中养家的男性挣得越来越少，人们很难按照传统模式，将婚姻视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那种共同努力创造小家庭小幸福的基础已经不在了，依旧倾向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日本女性，会更多地希望结婚的男性能直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和二战后，人们认为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氛围有着天壤之别。

另外，性解放将亲密性从婚姻中独立出来，即便不结婚，人们也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而离婚的自由化，使得两人即使结婚了，也无法保证对方能够一辈子认同自己。现代人们通过婚姻找寻到的存在焦虑的化解办法，已经无法适用于新的环境了。本来人们对婚姻的理解是，只要结婚就能过上宽裕自由的生活，同时也能找到一个认同自己的亲密伴侣。如今同时实现这两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人们不得不分别追求，而且当人们去实践去追求时会发现，这两点似乎都可以撇开婚姻。这就逐渐形成了结婚困难和不需要结婚的社会。

书中很多对经验和社会情况的总结，让人们看到社会结构相似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日本有些经历与我们的社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也会注意到日本与中国的不同，比如中国的女性的就业观念相比日本来说反而更接近欧美女性，女性更希望参与社会工作，有自己的事业发展规划和一份独立的与男性相似的收入。这也可能让中国的婚恋情况走向只属于中国国情现实的道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