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中期以降，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东南士人群体的规模也日渐壮大。及至唐末，可以看到东南士人不仅在进士科考中占有极高的登第比例，在文坛里也极为活跃，以致产生“东南多才子”的美誉，相当程度展现了唐末东南士人聚积的雄厚文化实力。然而，若对东南进士的仕宦表现，以及唐末统治集团构成进行分析，便会发现东南士人并不能有效将其文化资本转换为政治成就。其间的最大阻碍在于，东南士人多为寒素出身，当他们投身为世家大族把持的唐末科场或宦场时，常得面临种种有形无形的阻碍。不过，从唐末东南士人的现存诗文看来，尽管他们多已意识到考场、宦场形势之险峻，但他们基本上仍对唐廷怀有强度不一的正向观感与认同。

前述情形，至黄巢起义爆发后开始发生变化。其中固然有士人依循旧惯，将入朝为宦奉为最高政治理想，但也有不少人放弃至京师应举或出仕的机会，归返故里。他们或者就此隐居不仕，或者转往邻近的藩镇州郡发展，甚至还有些人走上“弃文从武”的道路。而在僖宗中和年间（881—885），地方上兴起一股州镇自立的风潮，江淮一带也不例外。这些新兴的江淮自立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基础，特别注重笼络在地势力，与其拥有深厚地缘关系的东南士人，也就自然成为这些政权的招揽目标。

作为本书考察重点之一的杨吴政权，正是从此波自立浪潮中崛起。该政权从中和二年（882年）的一个州级势力逐步扩张，至天复二年（902年）杨行密被唐廷册封为吴王之时，已成为地跨江淮的庞大势力。彼时统治者重视文职僚佐的作用，不但让他们参与各种政策拟定与决策，更通过相对完备的取士制度，汲引士人进入政权。

由南唐先主建立起的文官政治，在中主时代迎来其最高峰。与深谙军务、权谋的先主不同，中主自幼便接受典型的士人教育，是以很自然地养成崇文抑武的倾向。中主继位后，文官集团很快便成为左右朝政走向的主导力量。相对地，武臣权力则被日益架空。在此情势下，武臣若想维系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势，便得通过贿赂朝廷要员等非法手段。总之，文武关系的逆转，使得文官掌政成为中主朝最突出的政治现象。然而，由于国策意见的不同、背景才性的差异，使得各种矛盾充斥于此时代的文官集团中，激烈的党争缘此而生，甚至还从朝堂蔓延至战场，导致几次重大的军事挫败。中主朝的国势因而由盛转衰，最终在后周的侵逼下，于显德五年（958年）被迫割让江北诸州。此后，南唐仅能固守在江南一隅，于北方王朝的威胁下残喘度日。

尽管南唐二主时期国运渐危，然在文化发展面仍有不少值得一书之处。首先可以留意的是，闽地士人在王闽为南唐攻灭后，开始有向江淮集中的趋势，大幅扩大了南唐士人的规模，也让各地的学术文化拥有更多交流可能。其次，进士科在中主朝的完整重建，带动南唐科举文化的兴起，社会上崇文兴学之风更炽。受到政治、社会上的右文风气影响，原本较不具备士人素质的武臣与文吏群体，也日益重视文化养成，甚至鼓励子嗣求取科第功名，是以至二主时期，颇可见到才兼文武的将帅和武臣家族士人化、文质化的事例。正因二主时期“文官政治”的高张，赋予南唐士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运与崇高地位，是以他们多对南唐政府抱持着极为正向的观感，即便亡国后犹然。

经过前文的扼要概括，我们可以看到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如何在唐末既有的文化基础上持续发展，以及杨吴、南唐政权在其间发挥的直接、间接作用。这两股力量相辅相成，共同缔造出唐宋之际东南士人的文化盛况。这个漫长的历史积累，并没有随着南唐亡国而逝，反倒以一种文化遗产的样态，寄托在宋初东南士人身上，通过其中介与传衍，最终对北宋士人文化发挥出重大的引领作用。也正是靠着这股雄厚的文化基底，东南士子方得以突破宋初统治者“重北轻南”的取士方针，大举涌入仕途，逐步扭转宋代统治阶层的组成结构。及至北宋末，东南士人无论在科场或宦场上都明显压过北方士大夫，迫使后者不禁发出“沉抑之叹”。换言之，经过两百余年的尝试与努力，东南士人终于成功将其充沛的文化能量转换为璀璨的政治成就。

东南士人在北宋政坛的崛起，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特殊的意涵。此项转变意味着：传统中国总算挥别历时数百年的政治阶层化与贵族化时代，转向一个流动性较高的社会。这个趋势其实在唐宋之际就已十分明显，本书讨论的杨吴与南唐，即可说是由新兴官僚与寒素士人所组成的政权。北宋统一中国后，执政者也没有励行保障征服集团的政策，反而通过科举制度向全国士人群体开放。更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唐代科举，宋代科举的录取名额不仅大幅扩增，取士标准亦逐渐转向考试至上，使得各地寒素举子可以各凭本事争取仕宦机会，如此一来，东南地区所积累的庞大文化潜能终得彻底释放。也由于宦途大开，北宋东南士人遂得迅速涌入官僚体系、进占枢要职官，及至北宋晚期，东南士人已成为宋代统治集团中最为庞大的势力，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南方士人发展自此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也意味着东南地区自此确立起在近世中国的主导地位。

（作者为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