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如期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出席论坛并做了主题发言。

林毅夫：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仍有困难，但是只要团结一致，我觉得这个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作为资深智库专家，林毅夫已经连续多年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记者：你想利用论坛表达什么观点？

林毅夫：全球化，我想这是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最大的机遇。我们不管面临的条件，外界的环境是什么，我们还是要积极地推动全球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好我们的工作、开放我们的经济，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发展带来机遇。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1979年从台湾来到大陆，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后，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后，长期在国内从事经济学研究，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记者：你是参与和见证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所以我们不妨来通过你自己的经历来观察一下中国社会、中国经济，我们这四十多年经历了什么？

林毅夫：在1978年年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也都是在改革开放，面临挑战都是一样的。当时要能够前进是不容易的，因为你看其他国家，大部分在转型过程当中，实际上比转型前问题还多，所以没有容易的时候。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因为只有发展创造了更多的资源，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能力才会越强。当然，我们发展了以后，必然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没有一劳永逸的。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技术创新、不断产业升级来提高生产力水平。现在强调新质生产力，也就是在强调创新。

在林毅夫看来，创新是中国经济实现长久发展的关键。近日，他与别人合著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一书获得出版，书中强调，中国经济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记者：如果站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我们怎么看整个社会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准备？

林毅夫：那就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创新有两种方式，一个，我们还在属于追赶阶段的那一部分，其实一种创新的方式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是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领域处在世界的前沿，我们就必须有原始的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地方都要结合实际，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他的潜力，这样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不断提高，而且这个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复制古董，因为不管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新的。

林毅夫认为，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为中国带来强劲的增长潜力。

林毅夫：我们知道外国经济也处于下滑的周期，所以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当然出口增长就会减缓，就会有下行的压力。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产业我们有不少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你看，我们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很快。在新的产业上面，现在美国下载最多的五个软件当中，四个是中国企业拥有的软件。在硬件方面，新能源汽车、太阳能板、锂电池，这是我们的“新三样”，那都是在新领域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竞争，我们胜出的。我想把这些优势认识清楚，在克服困难当中前进，我相信中国还是跟过去十来年一样，每年能够对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中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增长动力的来源，中国还是给世界提供最多机遇的地方。像特斯拉，它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了，最高产量没有达到三万辆，然后这个公司濒临破产。2019年到我们上海来投资，一年工厂就建成了，第二年就生产48万辆，然后让特斯拉变成全世界估值最高的公司，马斯克变成世界首富，那就是因为我们产业配套齐全。所以在这种新的经济领域，我们有这些方面的优势。

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3年，中国在45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9%，经济规模增加了47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林毅夫：我常讲我不是乐观，我是客观。因为现在的理论绝大多数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我们不一样，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用现有的理论，尤其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中国，一般会比较悲观。

林毅夫提倡从经济现象出发，而非单纯依赖理论，来观察和总结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并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建议。

林毅夫：那1987年回国，当时我想把那些道理学会了，那就可以回来指点江山，正好碰到1988年通货膨胀，18.5%的通货膨胀，是我们建国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大家都在抢购，那我学到的理论不管哪个学派的理论，都认为解决的方法就是提高利率。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冲动，想写个报告，给有关领导讲说有更好的办法，按照西方的理论提高利率就解决问题了。

引发林毅夫深思的是，当时面对通货膨胀的挑战，我国政府多措并举，采取了包括货币政策紧缩、信贷规模控制和价格改革在内的组合拳，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得以有效遏制。

林毅夫：后来仔细想一下，如果说我们用西方理论所讲的提高利率的价格，那么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就会亏损利润，都倒闭、都应该关掉，可是这些企业能关吗？因为当时城市里面绝大多数人都在国有企业里面工作，你把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关掉，那就大量失业，就没有社会稳定，而且当时的国有企业跟现在国有一样，有很多是跟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那么你能把电力全部关掉，电信全部关掉，那你经济怎么运转呢？所以从那以后，我幡然醒悟，终于了解到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暗含前提，而且理论都来自于经验身上的总结。因此，这个理论它的暗含前提必然是跟这个经验现象所产生的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紧密相关的。

记者：从那之后，你的理论怎么和现实去匹配？

林毅夫：所以1988年以后，我基本上就没用西方的那套理论来看中国，你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到处是问题，你可以指点江山。但是你如果用那个办法、那个理论所建议的办法作为政策、作为决策，不仅问题不能解决，可能把问题弄得更糟。所以从那以后，基本上我就开始倡导，应该用初生婴儿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我们自己的国家。

从1987年开始的6年间，林毅夫任职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并逐渐开创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这个理论体系应该讲起来，在1994年我出版《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就基本形成了，并且那本书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转型做了很多的论断和预测。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是那时候大家看到中国的都是问题，所以对我们的论断当时没人相信，所以我的乐观主义标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可是现在社会来看，我们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就超过美国，2030年左右，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会超过美国，那基本也是一个共识了。

1994年，林毅夫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自此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1995年，他为北大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经济专题》大班课广受欢迎，除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外，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

记者：一个星期是几节课？

林毅夫：一个星期上课一次，两个小时。

记者：有多少人愿意参与？

林毅夫：这个参与的学生很多，这个课500人的课，但是经常来的超过500个人。

记者：我看你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讲过，你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林毅夫：最好的时代，我常讲我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第六代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第六代知识分子跟前面五代知识分子比，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前面五代他们作出的努力比我们还大，但是看到的国家在国际上面的地位越来越低。只有到我们第六代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在国际地位上面不断提升。我现在教的学生应该属于第七代，那我相信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

记者：现在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到年轻人出现了内卷，甚至有的说卷累了，我想躺平，怎么让有这样心态的年轻人，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

林毅夫：有一次我上课，一个学生就问同样的问题，说我们现在卷得非常厉害，然后大家都躺平了。可是我问他你没躺平，你是站着问了，哪里有躺平，你还是要争取机会，你才有发问的机会，所以实际上没有躺平，每个时代都是这样的。我想时代是像一个巨轮不断在往前进的，然后在这个往前进过程当中，总是要努力的，这个机遇会属于做好准备的人，并且付出足够努力的人。

如今，林毅夫身兼众多社会职务，虽然已是70多岁高龄，他没有任何停息，依然活跃在学术研究一线，从未停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记者：在你成长和奋斗的过程中，你卷过没有？

林毅夫：我一直都很努力。

记者：你有没有感到就是努力失望的时候?

林毅夫：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问心无愧，我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得到什么，我们应该都很感谢。

林毅夫相信，未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新一代年轻人将有更大作为。

记者：你觉得新的一代年轻人和你这一代人相比的话，他们的机会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林毅夫：我想机会都一样多，但是成就可能不一样大。

记者：怎么讲？

林毅夫：随着我们经济地位的提升，世界经济中心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我的学生这一辈就有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我相信在我们第七代、第八代的知识分子里面，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是拿到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各种奖项的获得者会更多的来自于中国。我想这是我们第七代、第八代知识分子，跟将来的知识分子有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