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4日，黄永松先生在宝岛台湾驾鹤西游，享年81岁。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传统文化界和非遗爱好者的心里，他是一个声名遐迩的文化名人，有着“中国民艺之父”“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望者”等一众名号。如果这一切还不够具象，说起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物品之一的中国结，可以说家喻户晓，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结的命名者。作为《汉声》杂志的创办者之一，黄永松先生与《汉声》团队五十年如一日深耕于传统文化，抢救和整理了无数濒临失传或者即将消失的传统手工艺。他的离去，让无数人泪目和感怀。

一

说起我与黄永松先生的认识与结缘，源于《松阳传家》一书。

记得是2017年初夏的一天，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一位老者在电话里自我介绍，他叫黄永松，是《汉声》杂志的工作人员，他说手头正在编写一本名叫《松阳传家》的书，想约个时间与我见面，与我聊聊松阳传统村落。

彼时，我尚在浙西南小城松阳县上班，那里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文化发育之完全、且村落中的非遗之丰富程度，都为中国县域之罕见。自2005年开始，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寻访松阳古村，写下了百余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文学作品，先后在《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国家旅游》等数十家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松阳古村的文章，以文字的方式努力向外界推荐自己的家乡。

我想，这是黄先生采访我的主要目的。

对于黄先生，对于《汉声》杂志，我早有耳闻，并且拜读过一些他们的作品。接到黄先生的邀请，我没有半点迟疑，欣然应允。在约定的地点，约定的时间，我去往松阳老街一处僻静的茶楼，钻进小弄堂，穿过古旧的天井，踩着“嘎吱”作响的木楼梯，上到了古宅二楼的茶室。说是僻静，其实身在闹市，一推开窗，楼下便是一条灯火通明的古街。推门进去，想不到黄老先生和他的团队已经早早在此等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他们面前堆满了书籍、资料，其中就有我写松阳的两本书。一见我进来，他们立即起身，热情地向我打起了招呼。

我环视了一周，正中站着的是一个身材消瘦的老者，天庭饱满，鼻子高挺，花白的长发齐齐向后梳，如同头顶浮着一朵祥云。老者穿着一件淡灰色的亚麻料的汉服，手摇着松阳本地的麦秆扇，手腕上戴着一串黝黑的珠子，一副道骨仙风的模样。老者眼里藏着一股闪烁的光芒，他盯着我，上下打量，突然爆发出爽朗地笑：“鲁老师啊，读您的文章，以为是和我一样的小老头，想不到您还是一个小年轻啊！”其实，我已经不年轻了，早过不惑，倒是黄先生看起来满面红光，精神饱满，根本看不出是年逾古稀之人。黄老先生的亲切，谦逊，以及对人的尊重，深深地感染了我，虽是初见，如同深交已久故友。

寒暄之后，我们直接切入正题。黄先生和团队初至松阳，需要寻找一众松阳本土的专家和学者深入地了解松阳文化。我向黄先生详细地介绍了松阳的地理历史和人文。当然，重点还是落在传统村落上，“江南客乡”石仓、“金色的小布达拉宫”杨家堂、“星象村”山下阳、“船形村”界首、“崖居山庄”陈家铺……我把这些年来对松阳古村的走访和认知，一一跟他们进行了讲述。黄先生和他团队一边聆听、一边记录、一边不停地跟我交流着，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迟，作为同道中人，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延展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非遗的保护和利用，听着黄先生侃侃而谈，深为先生广博的知识、睿智的认知和先见之明所折服。

聚会即将结束时，我向黄老发出提问：“您行走民间五十年，遇到不少的波折和无奈，看着一些珍贵的手工艺在眼前消失，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没有想过放弃？”

黄先生喝了一口茶，随手从桌上抽出一张纸，用繁体字写下了一行王维的诗：行行没余齿，且当放怀去。他意味深长地说道：“当心真正地放怀于这个世界，生命就有了真正的洗涤。放怀，常因失传而起，惋惜之情可以是一种生命的境界。中国人讲得与失、缺与全，要求均衡和合。没有惋惜，哪有真正的求全？有求全就能容物，生命能大、能淡定、能安然。在汉声行脚民间，才是人生乐事。”

随后，又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分明让人听到了浓郁的童趣。

很快，黄先生和他的团队梳理出了《松阳传家》的编写大纲，黄先生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诚恳地邀请我做一个口述历史——系统讲述松阳传统村落文化。我如约接受一次长达数小时的采访，黄先生亲自担任访问员，我从村落的布局、水口、风水、宗族、祭祀等方面详尽地介绍了松阳传统村落的特点，分析了为什么松阳能保存这么多的传统村落，用大历史眼光理清松阳在古典与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点出为什么“传统中国在松阳”的理由。经过编辑人员的悉心整理，这就是《松阳传家》中的《鲁晓敏访谈——历史大视野中的松阳》《松阳村落：最后的江南秘境》两篇长文，有着近4万字之多。

2019年10月，这部有70多万字、1800多张图片的大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先生以及《汉声》杂志的同仁们，以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视角，以松阳二十四节气为线索，分为“开天辟地”“图像篇”“历史篇”“岁时风俗”“聚落建筑”“手工技艺”“论述访谈”等篇章，对松阳民间传统文化、地方风物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记录，道出松阳传家1800年所形成的文化性格，不乏有文化的关怀与反思，堪称一本新颖的人类学与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察报告。

翻阅着厚厚的《松阳传家》，诚如黄先生所言，文化保护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人生真正的放怀。

二

在松阳著书期间，黄先生带领他的团队无数次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了大量的古村、古建、手工艺人作坊和遗址，留下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黄先生出身农门，自然关注着松阳古村的民生。岱头村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深山之中，海拔700米至1000米的山上，层层叠叠地分布着150亩梯田。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僻远的村落完整地保留着农耕社会的四时八节，以及神秘的迎神、祭祀活动。黄先生带队去村子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是8月份，正值稻子结穗，村民在闲聊中谈及水稻出现了烂根，怀疑是不是患上了“稻灰虱”？黄先生心头一紧，他深知这种病的危害程度，赶忙联系了松阳农业方面的专家进行会诊，及时控制住了疫情。黄先生再去村子时，眼见稻穗逐渐饱满，不禁喜笑颜开、手舞足蹈起来，仿佛回到了儿时的农家生活。

黄先生与松阳很多手艺人结为好友，有铁匠铺的亮亮师傅、拉面店的尹氏兄妹、做棕板床的黄师傅等等，最为感人的是黄先生和花鸟字艺人叶秀有的故事。当时，松阳在做一个文化集市，请了一些非遗工匠在集市中摆摊，每到集市的日子，黄老师便去溜达。有一次，他注意到集市角落的地上趴着一个残疾人，他在一张摊开的塑料布上画花鸟字，周边没有什么顾客，他顾自用左手写啊画啊，一个个苍劲而带着远古气韵的花鸟字跃然于纸上。黄先生凑上前去与他浅谈，得知他叫叶秀有，右手、右腿都有残疾，询问了价格之后，黄先生以二十倍的价格买下了叶师傅的花鸟字。叶师傅从来没有卖出过如此高价的作品，他明白黄先生的用意，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来二去，黄先生就跟叶秀有交上了朋友，他专门跑到县里有关部门，为叶师傅申请了一个摊位。叶师傅靠着微薄的收入生活，这边日子已经过得捉襟见肘了，那边妻子生病需要交高额的住院费。叶师傅四处筹钱未果，只得向黄先生求助，黄先生和《汉声》马上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叶秀有部分经济资助，让叶师傅暂时渡过了难关。虽然没有挽回叶师傅妻子的生命，但是让她体面而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松阳传家》即将结集出版，但是在观感最为重要的封面上如何呈现“松阳传家”这四个字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有人提出从古代书法中去集字，有人提出请当代名家书写，一个个方案提出来，一个个方案又被否决掉，直到开印之前，大家还在为此伤透了脑筋。黄先生想到了叶秀有，可不可以尝试着使用花鸟字？当时，不少人反对，有人觉得花鸟字俗气，有人觉得让一个默默无闻的手艺人写这么重要的字有点不妥。

黄先生说：“很多人建议封面可以用王羲之、颜真卿这种大师的字体，但是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花鸟字的起源很早，和先秦时的鸟虫书以及飞白板书一脉相承，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是雅俗共赏的。”

黄先生是个世俗中人，却不是一个势利的人，他宽容，但是脾气倔强，认准的事绝不回头。他亲自上门求得了叶师傅的花鸟字，当花鸟字的效果出现在封面上时，实在太古雅、太漂亮了，从而坚定了用花鸟字的决心。黄先生说，只有真正的民间艺人才配得上“松阳传家”这四个字，才能够显现出松阳的特色。黄先生力排众议，并亲自设计，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松阳传家》的封面模样。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黄先生每走一地，就会与手艺人结缘，就会留下他们之间的佳话。在手艺人眼里，黄先生不仅是文化使者，更是朋友、兄弟、知音。当然，他还有其他多重角色，比如：对人世间带着一点偏见、生气时敲掉金鱼缸的倔家伙、乐观得不知春秋的乐天派、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爱喝冰镇二锅头的酒鬼……

三

黄先生的事业原点在《汉声》杂志。我们把时光回溯到1971年，黄先生和吴美云、姚孟嘉、奚淞三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创办了《汉声》，吴美云任总编，奚淞任副总编，姚孟嘉任社长，黄永松是发行人，四人各有千秋，密切配合，时人称之为“汉声四君子”。如果说吴美云是主帅，黄永松无疑是灵魂，在他的引导下，《汉声》确定了办刊的方向，只做中国的、传统的、民间的、活着的。

黄先生和团队从台湾的田间地头出发，将不少散落在民间的手工艺挖掘、记载和呈现出来，抢救了不少即将消逝的非遗艺术。为了表彰《汉声》所作出的贡献，在台湾省台北市，甚至还有一条专门以“汉声”来命名的巷子。

1988年，两岸开放之后，他们跨越了海峡，从江南到青藏高原，从黑土地到南海之滨，走遍大江南北，不停地寻找着民间传统文化和地方风物。中国结、蜡染、剪纸、夹缬、杨柳青年画、惠山泥人、水八仙、饮食习惯、二十四节气等非遗一浪一浪地涌到面前，这些凝结了先人无数智慧和心血的手工艺有的式微了，有的濒临灭绝，它们让黄先生惊喜不已，又深感责任之重大，任重而道远。

《汉声》不是通俗杂志，它很小众，销量有限，没有广告，也没有赞助，而办杂志需要不少钱，怎么让杂志生存下去？众人一合计，将做广告、做策划、办展览赚来的钱补贴到杂志上。《汉声》的制作近乎苛刻，文字和图片要求极为精致和专业，从设计、纸张、装帧到封面制作和印刷，可谓是处心积虑、别出心裁。不少书做了几年，甚至更久，一点一点地磨，直至每一本书都成为从传统文化脱胎而出的艺术品才罢休。这种不计成本地投入，使得《汉声》文化类的书籍和杂志经常亏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四处举债，硬是挺了过来。

当然，做儿童书籍也为《汉声》获得了颇丰的收益，这也是杂志一直坚持走高品质路子的底气所在。

《汉声》陆续出版了200多期，其中不乏《虎文化》《福建圆楼》《戏出年画》《中国结》等专题图册，既专业又通俗，既哲思又有趣，既打通过去又连接现代，深受读者的广泛好评。由此，《汉声》多次被选为亚洲好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最佳行家出版物”。毫不夸张地说，《汉声》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宝库，是一扇中华非遗之窗。

四

黄先生一生在民间行走、奔跑，亲力亲为，大声疾呼，抢救了不少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艺，解构了大量的非遗密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传统民艺之父”。在奔跑的路上，黄先生遇到过不少的坎坷和挫折，遇到过无数喜悦与欣慰，在千万手工艺和非遗项目中，有没有遇见最为迷恋的？如果一定要找出一样来，或许“中国结”可以上榜。也可以说，“中国结”是他与传统文化结得最深的一样物件。

中国人特别喜欢一种用红线绳编织而出的结，据说从结绳记事以来就一直伴随我们的祖先走到今天。过去，它没有统一的名字，只是粗略地称之为结绳或者绳结。“绳”与“神”、“结”与“吉”近音，“绳”与“结”相遇，衍生出了平安喜乐、吉祥如意、福寿双全、一路顺风、年年有余、永结同心、家和万事兴等美好的寓意，成为古往今来人们祈福的精神寄托。当黄先生看到一根红线在人们手中变魔术般地穿梭、交错，最后编成了各种样式的吉祥图案，他感到了不可思议，也深深地为之迷恋。在走访中，他发现这种造型独特、绚丽多彩的绳结在各地的叫法不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黄先生思忖了许久，给它们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最为恰当呢？中国，这个最熟悉、最热烈、最亲切的字眼瞬间跳进了脑海。对，就叫“中国结”！一来结绳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早已深入人心，二来“中国”二字可以将它升华为炎黄子孙心连心的象征。

由此，“中国结”的称呼传遍了九州大地。一只小小的结上，安放着黄先生浓浓的文化情结，更安放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仰望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结”时，我似乎有着一个错觉，仿佛先生并未远行，那一抹落花飞红，宛如那一晚我在茶楼上见到的灿烂笑容。（本文供图《汉声》杂志）

作者鲁晓敏，长期致力于传统村落、乡土建筑、廊桥文化的研究及保护工作。出版有《廊桥笔记》《江南之盛》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