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是流行于唐前期长安坊间的一段名言，意为居住于城南的韦氏和杜氏家族影响力之大，距离天也不过一尺五寸。那么，这个城南的杜氏家族，与我们所熟悉的唐代著名诗人、被誉为“大小杜”的杜甫、杜牧有关系吗？这还要从另一位唐代前期的著名诗人杜审言说起。

杜审言的疏狂

初唐是蓬勃向上的历史时期，唐太宗时期政风清明，吸取隋亡教训，恢复社会经济不遗余力，在对外战事中又多能速胜。上升的国势也影响到了文坛，使之英才辈出，气魄雄浑，其中以杜审言最为显著。

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也是西晋征南大将军杜预的十一世孙。杜预在灭吴的统一战争中奇招频出，军事上有天赋，而战场之外，更潜心为《春秋左氏传》作注，其注解不但没有在岁月的长河中湮没，反而延续到唐初，并被孔颖达收入《五经正义》中。《五经正义》是唐太宗、高宗朝编撰的国家级教科书，具有一定权威性，由此可见，杜预可谓文武全才。而杜审言也继承了远祖的才情。

咸亨元年（670），杜审言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历经隰城县尉等数职。这些官虽然不大，但并不影响杜审言的声名在当时的文坛中水涨船高。“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光辉时代，杜审言作诗本身不足为奇，但他能够在一众诗人中脱颖而出，凭的是个人的领悟与天赋。杜审言研究了萧梁以来的宫体诗，他既心仪其中的韵律，又不被南朝那种颓丧的文学气息所浸染，而是由着自己疏狂的天性，肆意将文采倾洒于祖国的名山大川，如在其代表作之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中，所谓“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杜审言的笔下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春色，不但阴沉气全无，还巧妙地将天地阴阳变化与万物特点结合起来，灵动而活泼。但到结尾处，这一团春意却掩盖不住诗人长期游宦在外的思乡之情，于是在这首诗的结尾，杜审言又耸耸肩吟道：“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杜审言的诗作得好，他也为自己的才情所倾倒，甚至觉得屈原和宋玉都望尘莫及，更不会将同代诗人放在眼里。据《旧唐书》记载，杜审言与好友苏味道同朝为官，彼时苏味道为天官侍郎，比杜审言官阶高。有一次杜审言为考核官员情况撰写判词后，高呼“（苏）味道必死”，引得周围人侧目，还以为杜审言又窥探到什么内情，等到气氛烘托到位了，杜审言才不紧不慢地表示，是因为苏味道看到自己写的“判词”比他好而羞愧死。这便又为自己赚取一波影响力。

杜审言的口无遮拦，挚友会认为是真性情，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包容他的疏狂。杜审言在中原和关中任职数十载的岁月，不但未能节节高升，反而于圣历元年（698）因言获罪，被朝廷下放到江西吉州做参军司马。已是人到中年的杜审言不愿吞下这一苦果，继续任由性情驰骋，结果遭人罗织罪名打入死牢。而杜审言的儿子杜并更是性情中人，为救父亲，竟和陷害父亲之人同归于尽，由此舆论大哗，天下人都知道杜家人看重孝道。杜并的死不仅为杜审言换来了生的希望，还使其得到了女皇武则天的亲自召见。经历人生大起大落的杜审言难以从丧子的伤痛中走出来，也收敛起昔日的疏狂。他接受了武则天新的职位，甚至为此还作诗表达感谢。

此后，杜审言在武则天的特别关照下做到了膳部员外郎的高位，这对一个在基层跌爬滚打多年的人实属来之不易。但没过多久，亲李唐皇室的朝臣趁武则天病危发动宫廷政变，一击得手，杜审言又因曾受武后抬举被流放烽州，这又是一次误伤。在前往边地途中，杜审言慨叹“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不知他是在对未来的道路感到悲观，还是委婉表达自己对朝堂政争的厌倦。但无论如何，杜审言开启了一个用诗来挥洒天性的浪漫时代。

杜甫何以伟大

杜甫是深以祖父为傲的，一句“吾祖诗冠古”，道不尽杜甫胸中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杜甫也期许自己能够像祖父那样在科举场上早早搏出功名，但造化弄人，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就失利。他自我安慰落第是常事，游泰山散心，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下”的名句来激励自己。但十多年后的第二次赴京应试，杜甫又因权相李林甫的干预而名落孙山，这时候的杜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应付家庭生活的柴米油盐已使其焦头烂额，但他却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向长安权贵献诗来换取对方赏识，进而一展抱负，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最终，不懈努力下，杜甫终于获得了一个在长安管仓库的从八品官职。

彼时的杜甫或许默然接受了这种安排，毕竟家人跟着自己过了太久苦日子，小儿子甚至为此活活饿死。但是，与祖父不同，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大半个北方的叛乱不但打破了唐玄宗的盛世迷梦，也将杜甫辛苦搭建的安乐窝撕个粉碎。长安陷落后，杜甫和家人匆忙告别，孤身一人去寻找在灵武继位的唐肃宗，结果中途被叛军抓回。亏得当时杜甫人微言轻，没多少名气，所以很快趁叛军守卫疏忽逃至肃宗所在地凤翔，并以左拾遗的身份谏言献策。但是，杜甫骨子里不是那种惯于钻营的人，仅仅是给兵败的好友房琯说几句公道话，他就触怒了皇帝，差点因此丢失性命，此后唐军收复长安，皇帝对这个谏臣再无兴趣，干脆将其打发到华州去做司功参军。

杜甫“致君尧舜上”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这恰又是杜甫在文学道路上新的起点。远离长安的政治中心虽让他不能及时了解更多朝堂内幕，但却使他目睹了中原的苍生黎民在战争和饥荒压迫下的挣扎，这里面也包括他自己。杜甫过去不是没有写过讽谏诗，如对唐玄宗以穷兵黩武装饰功业的不屑——“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但这一次，那些普罗大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化作替丈夫去服兵役的石壕村老妇、新婚燕尔却难以长相厮守的贫苦夫妻。如果说以前杜甫是削尖了脑袋为肉食者讴歌盛世，现在的杜甫却是只为苍生说人话。杜甫的诗作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纪实文学，这些并不需要什么多余的艺术升华，仅是秉笔直书，就已让人为唐朝底层的境遇而忧伤。而支撑起杜甫这种才情的已不再是祖父杜审言的光环，也非单纯才情流露，而是他作为儒者救世的情怀。

杜甫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失意墨客，还是化身为心系苍生的在野政治家，这种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游走的社会身份成就了杜甫诗作的博大精深，也让他下定决心去江湖漂泊。杜甫辞去了官职，和家人收拾行囊，踏上了迁徙之路，从陕西一路行至四川，并在好友严武等人的关照下于成都浣花溪畔筑起了草堂。即便这草堂时不时漏雨，即便狂风会将屋顶的茅草吹到江对岸去便宜了玩耍的孩童，但这种清贫的生活，毕竟是远离了战争离乱的。杜甫暂时看不到那些底层人的痛苦了，他或许会感到些许放松，但是每到雨夜，窗外凄厉的风声雨声却总会把那残酷的过往拉回他的眼前，此时的杜甫心里想的已不再是个人经历的曲折，而是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过得一地鸡毛，心里却始终牵挂着千千万万的无名大众。这也正是杜甫在文学成就上超越其祖父的主要原因。

杜牧的“努力着迹”

杜甫走后近一个世纪，在唐朝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位杜甫的同族诗人杜牧。按照血缘谱系，杜牧与杜甫都有共同的先祖杜预，只是杜甫属于杜预长子杜耽的后人，而杜牧则属杜预少子杜尹一脉。经过十几代人传承，杜甫与杜牧之间的血缘关系已没有实际意义。

杜牧的祖父是唐王朝著名宰相杜佑，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制体史书《通典》就是经其手编撰的。作为名臣之后，杜牧的人生比杜审言、杜甫都要幸福得多，本可以直接“躺平”享福，但是青年杜牧没有选择这么做，而是一年内两次中举，震动长安教育界。

杜牧并非那种困守书斋的学者，他还热衷钻研经世致用的学说，比如他早年的政论文《阿房宫赋》就一针见血的批判秦人不爱惜民力导致亡国，看到藩镇跋扈、吐蕃及回鹘袭扰等边患不断，杜牧便将军事作为学习第一要务，并专门注解《孙子兵法》，将其呈递给权相李德裕，唐王朝泽潞镇发生兵变、回鹘内讧扰边等，杜牧均设身处地思考问题最优解，并在第一时间上书当朝宰相。

杜牧一腔热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群斋独酌》）。但政坛中微妙的派系网络致其报国无门。杜牧曾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中担任秘书官一职，深受牛僧孺赏识，杜牧经纶满腹，但也好寻花问柳，牛虽然了解却不阻止，而是暗中派人保护，杜牧已有“牛党”之嫌，但牛僧孺恰恰是李德裕的死敌，因此无论杜牧的建议多么有价值，出于压制牛党的考虑，身居宰相高位的李德裕也未给青年杜牧施展拳脚开绿灯。

杜牧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出将入相，指点江山，但大部分时间却都在江淮财赋重地游走。平心而论，这对杜牧来说也是个不错的安排。但杜牧内心却郁郁不得志，频频作诗言志，如在秦淮河畔的茶楼里听到水面上飘来悠悠歌舞声，杜牧没有陶醉其中，反而吐槽“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此举虽然是暗指唐王朝统治者对危机的麻木，但已展露出其与杜甫迥异的创作取向。倘若让杜甫置身这场景中，老杜的笔下可能表达更多的是对“商女”穷困潦倒，靠卖艺却受尽人格侮辱的怜悯之情。

在扬州驻留期间，杜牧忍不住又往街市寻欢，但在舞女的歌声中，杜牧却再次慨叹人生的不如意——“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杜牧没有纵情声色乃至于丧失自我，而是借此来抒发人生不得志的失落，这既高雅也难得。在《杜秋娘诗》中，杜牧感慨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如何被一步步卷入权贵政争博弈的漩涡，最终被牺牲抛弃。写着写着，杜牧却有些恍惚——自己难道不也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在愈演愈烈的牛李党争中，他被权相李德裕归为“牛党”，报国无门。于是杜牧愤然投笔于案，借酒浇愁，“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怡”（《杜秋娘诗》）。

叶嘉莹先生对比盛唐和中唐诗歌的特点时曾有一个说法：“中唐诗人虽成就可观，但终不免有一种努力用心的着迹感”。杜牧的诗中未尝没有对底层个体挣扎的描摹，但更多是借书写他人境遇来浇自己心中块垒，而杜甫的诗却能将文学的感性与儒家道德完美融合。这是文学造诣的差别，或许也更是人生际遇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