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街口“丁”字街，南北向的新街口北大街是它的一横，东西向的西直门内大街是它的一竖，组成“不”字左边这点是家新华书店，右边这点是中国书店。买新书，买教辅，去的是路北。买老书，看版本，去的是路南。路北的书，网购大多能解决，所以这些年来人渐少。路南则积蓄久，品种多，保持着较强的吸引力。今日即使有了孔夫子旧书网，但对购书人来说握卷翻检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再拿中国书店在整个北京城的店面布局来说，南边是琉璃厂，北边是海淀镇，东边是灯市口，西边就是新街口了——它的辐射面几及半拉北京城，地位是明显重要的。原来住北京圈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地迁往四周郊区了，这样他们进城一趟，往往“搂草打兔子”，喜欢捎带着多干一两件事。我住城北三环路，跑一回新街口不远也不近，专程直往是有的，但因为这家书店北有徐悲鸿纪念馆，稍南的八道湾有周作人的苦雨斋，这两处有时候是需要去的，于是就把中国书店“捎带”上了。既然已来到它的身边，有事没事进去一眼吧，这就越是增加了去那儿的次数。现在想起来，就仿若你城里边有门亲戚，抑或挚友，专程或者顺道去看望一下，是人情之常。

走进新街口这家中国书店，通常，我会沿着它西、南、东围成“门”字形的顶天立地的书墙浏览一遍。高踞于书架上层以及架顶上逼近天花板的八开、十六开的大型套书、丛书，是老朋友了，它们多数常年安睡，这次去它们身上（书衣）又着了些许浮尘，下次去它们脸上（翻口）再现出几点微斑……它们也是有生命的，我绕着店堂环视它们，它们也是在低首向我打招呼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妩媚”是古人的美词。我眼前的书山，渐显沉滞与沧桑；群书见我，当会感叹发露稀疏，鬓角星霜！沿书墙转一圈并不难，难的是你要发现它静中有变。“哟，那套《中文大辞典》卖了。”“欸，《中国美术全集》移柜角打包了。”泰山上搬下几块石头，大河里舀出几勺清水，变化细微未必引人注意，但他们从一侧面反映出书店的采入，或个人藏家的好尚。

转完四周的书墙，当然不能落下它的腹中。店堂间列三趟南北方向的书架，一人来高，两面插书，还有几个平摊着书册的台案。如果说“门”字形是“三面环山”，那么这许多台案就是可供盘桓的“园林”了。这里的书大略是“物以类分”的：哲学、历史、古典文献、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艺术……但分得不精细是必然的。这一是因为店方反复调理的功夫未必够，二是因为读者把书取下翻阅，再插回去就不是老地方了，你怎么办？文学的架子间藏着各种书画册，外国的书堆里混两三本民国版，枝叶纷披，要的是你能拈出琼花玉蕊，抱得美人归。

相较于书的分类，更重要的是它的版本，或者说是出版年代。1949年前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金受申《〈古今伪书考〉考释》，甚至康白情《草儿》……都曾在书丛间出没——当然，这多属上世纪80年代的事。1966年前的：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孙犁《铁木前传》、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欧阳山《三家巷》、邓拓《燕山夜话》、周绍良校点的《古谣谚》……这些书似乎经历了从唾手可得到芳踪难觅的变化。1966年后十年是特殊的年代，所以也就留下些别样的书。1976年后天地苍黄，自有些读书与人世变化相匹配。2000年之前十多年，之后十多年，每年全国出书量以十多万、数十万计，鱼龙竞秀，早就乱花迷眼了。

搜检一遍这三趟台架，耗时，累身，费眼神，往往在指间书册翻检的沙沙声中，不知不觉地新街口就已是灯火如海了。趑趄缓步徐行，你所希求的书如泥土中的金沙玉翠，有个把的会笑靥粲然地迎向你，而大多的，每每躲闪在众人之后，忸怩着，不想与你痛快相见。而爱书人自有其好运，眼遇佳册分外明，时有斩获入囊中……

店堂中南墙与东墙的书架前，各有一排玻璃台面与围挡的陈列柜，拉门靠里侧，一般常锁着，可随时请店家开启取书。这里边多是比较珍罕的货色：晚清民国版本、线装书，稀见画册，展而不售书，等等。近些年收藏热起，有两个玻璃柜干脆摆进了文房用具、盘盘碟碟之属。每回逛店，这几个柜中的存品必是细看的——店家将它们升堂入柜必有缘由，又因为卖书人与买书人多有同嗜焉。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