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个冬日的下午，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约了一个年轻人来茶楼见面，他就是19岁的陈处泰。

陈依工 陈处泰外孙：16岁就考取了安徽大学，当时在安徽大学的社科部学习，特别是英文，学得非常好。他当时利用自己的英文，阅读了马克思很多的书，特别是还读了《资本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主张，给同学们进行宣讲。

陈赓和陈处泰在茶馆见面后，相谈甚欢。从此，陈处泰接受了陈赓的领导，为党的事业发展年轻的力量。

数月之后，陈处泰化名陈成，考入了上海法政学院。入学不久，他就接到了昔日同窗华克之写来的一封信。

陈赓判断，华克之此番来上海，很可能另有目的。他嘱咐陈处泰要团结好国民党左派的朋友。

李继锋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教授：华克之当时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委员、青年部长，他对蒋介石背叛革命非常地痛恨，所以先后组织了六千多名国民党的左派人士，进行公开的集会，结果先后三次被捕，经过国民党元老的说情，才得以摆脱困境。

陈处泰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一座小楼上，为华克之租了两间房。两人决定，将这处小楼变为他们议事和聚会的场所，华克之将其命名为“危楼”。

1930年，上海租界当局为配合蒋介石的文化“围剿”，明令禁止印刷业为中共提供任何服务，《红旗日报》被迫停印了。

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朱镜我，找到陈处泰，请他继续印刷《红旗日报》。

而此时，陈处泰已经成为左翼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盟员。

接到指示后，陈处泰决定通过华克之，向爱国反蒋人士王亚樵寻求帮助。王亚樵前后分两次给陈处泰送去了一万块银元。利用这笔钱，陈处泰盘下了一家印刷厂。

韩厉观 《陈处泰传》作者：这个印刷厂叫公道印刷厂，有十九名员工，其中有三名共产党员。组织再三交代，要爱护这个印刷厂，只印《红旗日报》和党中央指定的重要文件。工作必须在夜间进行，必须有人巡逻，印完以后，所有的稿件和纸板立即销毁，不留任何痕迹。白天可以向社会进行业务，以作为合法身份的掩护。

虽然半年后，公道印刷厂还是被查封了，但《红旗日报》坚持出版到182期，让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成为了通向真理与光明的窗口。

1933年的一天晚上，当陈处泰组织“社联”盟员们举行集会时，意外被租界当局逮捕。在监狱中，陈处泰说着一口苏北方言，声称自己是苏北农村失学青年，敌人一时也摸不清他的身份。

半年多之后，陈处泰被无罪释放。出狱后的陈处泰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华克之告诉陈处泰，他正在和爱国志士孙凤鸣、张玉华等人，筹划一个五步流血的计划，刺杀蒋介石。为了陈处泰的安全考虑，华克之建议他从此搬出“危楼”。

1935年， 随着许多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陆续被捕，25岁的陈处泰临危受命，出任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此时，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国难当头，陈处泰仍决定领导“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举行一次抗日救国游行活动。

张牧云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当时的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阳翰笙、田汉、朱镜我被捕，上海党组织和中央也联系不上，剩下的共产党员也不多了。此时陈处泰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可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大游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按照计划，乔装成记者的孙凤鸣，将在大会合影时实施刺杀蒋介石的计划。但没想到，蒋介石最后没参加合影，孙凤鸣当机立断，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这次事件让亲日派头目汪精卫身负重伤，暂离政坛。

身在上海的陈处泰，也时刻关注着各方面的消息。1935年11月16日下午，他来到上海新亚酒楼，拜访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一方面他想打听华克之的情况，另一方面帮助那些参与“刺汪案”的勇士。但没想到，国民党特务们早在新亚酒楼布下了陷阱，破门而入将两人逮捕。

敌人对陈处泰进行了严酷的刑讯逼供，但陈处泰宁死不屈。在囚车上，他遇到了同样被捕的“危楼”朋友张玉华。

向媛华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副研究馆员：根据张玉华的回忆，当时的陈处泰两腿已经不能行走，是被抬着上下车的。陈处泰只对张玉华说了两三句话，他说，两腿受刑已被折断，但我什么都没讲。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决意撤离南京。在此前夕，他们秘密杀害了27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陈处泰。

漫漫黑夜中，年轻的生命虽如流星般转瞬即逝，但他们散发的信念光芒，却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催生了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