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工作的好处之一是能与这一时代最有创意和智慧的人合作，见识全国或全世界的名作者，甚至有机会接触到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先生（1929-2021）便是我有幸合作过的一位重要作者。今年4月8日，是他去世三周年纪念日。

初见未来学家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奈斯比特便在《大趋势》一书中成功地预测了网络的兴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此书的出版也奠定了奈斯比特全球“趋势大师首席”的地位。作为那时的大学生，我自然也是《大趋势》等图书的忠实读者。当时的我不会想到，有一天还会和这样一位世界顶级的畅销书作家面对面交谈、有密切的工作接触，甚至当他新书的责任编辑！

因为此前我曾编辑出版过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与美国著名宗教领袖路易·帕罗的对谈记录《江边对话》的中、英文版，对于对话体图书的制作有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当我社准备邀请赵启正与奈斯比特夫妇就“中国模式”的话题开展对话时，负责相关活动并担任相应图书责编的任务便“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2009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第一次见到了奈斯比特夫妇。

奈斯比特先生身材高大，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蓄的“海明威式”的络腮胡子，修剪得很是齐整漂亮，为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增添了不少雄伟气概。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一点儿看不出衰老的迹象，仍然是体格健壮，说话声音十分洪亮，不时还能听到充满感染力的朗朗笑声。当我上前与他打招呼时，他与我握手的同时，用睿智的目光充满信任地望着我，我原先存有的拜见一位重量级名人所产生的压力自然也就消失了。

从小山村走向世界大舞台

1929年1月，奈斯比特出生于美国犹他州格伦伍德一个穷苦的摩门教家庭，父母均为农民。奈斯比特从小生活在群山环绕、信息闭塞的乡下，在甜菜农场里长大。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上完高中的他在17岁时毅然离开家乡，怀着“周游世界”的梦想参加了海军陆战队。那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一本由美国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撰写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尽管军队生活艰苦，但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从中了解外面的世界。服役结束后奈斯比特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成为了犹他大学的临时生。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奈斯比特先后获得了犹他、康奈尔和哈佛三所大学的文凭，并拥有15个荣誉博士头衔，这也是令他颇感自豪的事。

1963年，奈斯比特来到首都华盛顿，担任由肯尼迪总统任命的教育部长助理一职，那一年他才34岁。后来他还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如果我能应付华盛顿那些大人物，我就能做任何事情。”抱着这样的想法，三年后奈斯比特离开白宫“下海”，先后在柯达公司和IBM 任职。1968年奈斯比特创建了自己的公司——都市研究公司，以自创的内容分析法研究美国社会，由此开启了他预测未来的职业生涯。从《大趋势》（1982）到《掌控大趋势》（2017），奈斯比特在30余年的时间里出版的一系列“趋势”图书便是这一研究方法的成功实践。

奈斯比特曾经到越南采访过越战，做记者时养成的采访习惯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方式。他在撰写预测未来的书籍时，也总是要求自己在某地住上几个月甚至几年，与各个阶层的人交往，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生动翔实的文字，才能使自己的推断与预测更具说服力。

奈斯比特自称是个“地球人”，他喜欢环游世界的感觉，因为这世界“没有尽头，总是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他坦言：“正是好奇心促成了我丰富多彩的经历与冒险。”1967年奈斯比特第一次到访中国，去到江苏太仓市，从此“眼界大开”。此后他一次次地来中国，先后多达100多次。2006年他索性与夫人一起到中国安“家”，在天津创建了一家非盈利的独立研究机构——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奈斯比特兴奋地表示：中国的故事是整个时代的故事，而我们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故事中来，没有比这个更精彩、更奇妙的了。

除了长期的居留地奥地利，中国是奈斯比特夫妇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了。由于时常在各个城市及农村踏访，奈斯比特对中国的了解自然比其他远在国外的“观察家”们要深刻得多；同时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又有着旁观者的角度。奈斯比特能从内外两个角度来看中国，也便容易看出问题的实质所在。

对于别人口中传得很神奇的预测未来的秘诀，奈斯比特说得非常实在：“未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就在我们身边，未来融于当下。”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到那个地方去！”

夫妻智慧结晶《中国大趋势》

奈斯比特的妻子多丽丝是奥地利人，曾经在维也纳表演学院学习时尚与戏剧表演，后来从事出版工作，现为天津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并且还是个专栏作家。多丽丝看上去很年轻，一头金色的齐耳短发，目光敏锐，思维活跃，说话语速较快，工作时很讲究效率。她与奈斯比特是由于《亚洲大趋势》一书走到一起的。当时多丽丝正担任德语区重要的出版机构西诺姆出版社的社长，在为此书的德文版做宣传推广时两人相识、相恋，2000年喜结连理。

作为事业上的伙伴和生活中的伴侣，多丽丝与奈斯比特一起调研，一起写作，一起旅行，一起接受媒体采访。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奈斯比特夫妇经常徜徉在奥地利美丽的湖光山色间享受二人世界。而在对谈期间他们下榻的酒店，两个人更是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令旁人羡慕不已。

他们在工作中互相激励、启发，《中国大趋势》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畅销书就是他俩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奈斯比特很尊重多丽丝，经常会向大家强调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多丽丝则对他俩的具体分工有过一个形象的描述：约翰在家里是个哲学家，他的工作是在理论上描述、划定中国故事这个“产品”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而她则是一名推销员，需要努力去发掘“产品”的实用价值，他们共同合作来讲好中国故事。事实证明，这样的合作方式非常有效。

当然，他俩也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对此奈斯比特说得很坦诚：“当我们有争论的时候会说，书是我们的老板，怎么做对书有利就怎么做。”这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未来学家、畅销书作家奈斯比特

“中国模式”三人谈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谈终于在北京桥艺术中心开场了。

奈斯比特是“洞察时代先机”的未来学家，多丽丝是“擅长哲学思考”的出版人，赵启正则是具有文理学养的中国政府官员、“喜欢接硬球，擅长打反手”的论辩高手。因此这样一场跨语言、跨文化的思想交锋也使读者产生了很大的阅读期待。

奈斯比特夫妇喜欢用一些生动的比喻和有趣的小故事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对话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高速公路的逆行者”的话题，借此说明向西方报道中国时所面临的常被人误解的处境；对于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则用“跑得更快、性能更优的列车”作比。而以“坦率与开放”著称的赵启正，在对谈时则体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各种事实与数据信手拈来，同时他还非常善于引导话题走向、把握谈话节奏。这三位国籍、背景、经历迥异的对谈者，对彼此具有的差异的尊重，直面问题、坦诚交流的态度给现场的媒体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次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共进行了五场。中间有一个星期左右的间隙，奈斯比特夫妇专门去了一趟西藏，因此在归来后言及西藏时就多了份亲身经历、实地观察的兴奋。奈斯比特告诉我们，西藏是最令他迷恋的地方之一，很多年前他就想去访问，这一次终于美梦成真。要知道此时奈斯比特已届八十高龄，但他依然勇敢无畏地登上了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完成了“生平最伟大的一次旅行”。

当我们纷纷夸赞他的这一“壮举”时，他呵呵笑着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说这一切得益于他平时坚持跑马拉松的习惯。我们听后深感惊奇，同时又十分佩服他的毅力。我在现场连续几天都能“见证”奈斯比特在几个小时的集中对谈后仍然兴致盎然，毫无倦意；陪他参加采访节目、在各大高校与年轻人交流时，他始终是精力弥满、谈笑风生。后来我们社又接连举办了在北京和上海世博会的多场新书宣传活动，“最年长”的奈斯比特一直是全程参加，一点儿也不需要特殊照顾。这样旺盛的精神状态显然和他平时养成的锻炼习惯、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有关。

爱“淘气”的学者

在公开场合，奈斯比特是个思维缜密的严肃的学者，而在私底下他向我们展现的则是轻松、活泼的一面，有时候更像一个淘气的顽童。当被问及平时与多丽丝怎么合作时，奈斯比特会很兴奋地脱口而出：“我们相亲相爱！”说完便哈哈大笑，那神情就像是一个热恋中的大男孩。

在我们会场旁边的展厅当时正在展示“非遗”产品——用传统的缂丝工艺仿制的皇袍，奈斯比特在路过时看到后立即被吸引住了，只见他走向展柜，一边赞叹一边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这些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过程”。在征得工作人员同意后，他和夫人还当场试穿并合影留念，美美地当了一回“皇族”。

这次对话内容的结集我们是以中、英文版的形式呈现的。我希望对话双方在正文前方都能写一段话向读者致意。奈斯比特夫妇先写了一页英文，下面是他们潇洒的签名。有趣的是，他们还让翻译带来了一页中文，而这段文字（包括他们的签名）是翻译先写下来，他们再按照小学生“描红”的方式一笔一画认真“描”出来的。这真可以说是他们独创的“手迹”了！

继《对话：中国模式》之后，奈斯比特夫妇又陆续出版了《世界新趋势》《掌控大趋势》《大变革》等图书，继续讲述他们亲历、见证的中国故事。他们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已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搭建了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

2013年，奈斯比特夫妇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