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文史卷）》 葛铁鹰 辑译 商务印书馆

今天人们所说的阿拉伯古籍，实际上处于两种形态。一为抄本，据阿拉伯学者统计，在整个中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抄本数量多达500万种，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涤荡与自然侵蚀，流传至今的约有20万种；二为经后世学者根据流传下来的抄本校勘印刷出版的古籍，数以千百计。本书辑译所据版本即为后者。

将如此浩繁的阿拉伯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翻译出来，它的意义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占有二席。纵观历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曾为世界文明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出版《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文史卷）》，可以让我们知晓、了解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整体中国观，对于深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理解、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强化中阿文明的互学互鉴，细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二，中国和阿拉伯地区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在这里诞生。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经过一个复杂的文化交融、整合、积淀的过程，形成了多元结构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华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阿拉伯地区是中国历史上与外族交往最频繁、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因此，发掘、整理和考证阿拉伯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探寻、分析和研究阿拉伯原始文献中的中国文化魅力与资源，在中阿关系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我国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参考价值。

其三，阿拉伯文史类古籍特别是史学著作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是中阿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史料。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长期交往，必然在各自文本中有所反映，较之游记等地理学著作，史学著作显然更具可靠性。阿拉伯史学著作中关于中国的某些记载，填补了中国史籍中的空白。比如黄巢攻入广州后的一些记述，阿拉伯历史学家笔下或许有夸张失实之处，但对整个事件的记述确实为中国古籍中所未见，因而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此类记载在阿拉伯古籍中显然不是仅此一例。而有些中阿关系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中国载籍中多有记述，但长期以来未得到阿拉伯载籍中相关记述的印证。典型的例子是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到过阿拉伯地区已是不争的史实，但以往人们并未见到阿拉伯典籍中有所提及。通过本次辑译我们可以得知拜尔迪（1409年—1469年）在其历史名著《埃及国王中的耀眼星辰》中有重要的相关记载。阿拉伯史学著作中与此类似的关于怛罗斯之战和伊嗣俟向唐求援未果等记载，对于我国史学相关领域研究的资料源也形成一定补充。

通过本次辑译，可以看出阿拉伯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载大致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阿拉伯古籍中对于中国记载的总基调是正面的，对于中国总体形象的描绘是美好的。自从张骞凿空西域后，中阿两大民族通过陆地丝绸之路开始较为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在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达到高潮，尤其以经商、传教等为目的来华的阿拉伯人的数量迅速增加。阿拉伯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必然反馈到他们的历史、文学和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之中，特别是古代阿拉伯著作家通常都很热衷于对异国形象的记述与描绘。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崇尚东方和位于东方的中国，甚至将其理想化。生活在公元10世纪的伊本·西那，就曾经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观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向东走，那是一条永纯的、精神的道路，而西行则是趋向物质和罪恶。”

古代阿拉伯人的概念中，中国是东方最远、最大、最富有的国家，是东方的代表。因此在其著作家笔下，中国是地大物博的，文明是繁荣昌盛的，君主是公正开明的，人民是安居乐业的。这些历史记载证明，从人民的往来、文化的影响或者商业的关系来看，中阿两大民族之间都有悠久的相互友好的传统，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扬传承的。

第二个特点，作为一个友好的“文化他者”，在阿拉伯古籍中记载的中国，具有一贯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从本次辑译所能见到的阿拉伯人最早关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哈利勒·本·艾哈迈德（约718年—786年）的《艾因书》，到辑译的最后一部阿拉伯史学著作——杰拜里提（1754年—1822年）的《史迹奇观》，人们不难发现其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经过十多个世纪，渐次趋向于套语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虽然一千多年间中国和阿拉伯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均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但是阿拉伯人对于中国的记述基本上没有出现断裂和变异。这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观形成鲜明对照。“1250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间天堂，但几百年后他们又将中国描绘成人间地狱，目的是为其殖民扩张和野蛮入侵寻找借口。相对而言，友好与亲善却始终是同属东方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交往的基调，这在阿拉伯古籍关于中国的记载中体现得十分清楚。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