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

1861年，经恭亲王奕訢与桂良、文祥联衔奏请，咸丰帝批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成立，简称总署、译署。总理衙门内设同文馆，1866年，奕訢奏请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引起轩然大波。

设置同文馆培养译才

总理衙门“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大臣由一位亲王总领，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统称“总署大臣”。大臣下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满汉各若干，轮班入值。另有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由军机章京兼任，不常到总署办公。内设俄、英、法、美、海防（1894年改为日本股）五股，另有同文馆、总税务司署，负责总汇、总理外交事务、新式学堂、选派驻外使节、通商、海防、关税、电线、路矿、造船等项洋务。

1861年8月，咸丰帝病逝承德，11月，两宫皇太后联合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次日即任命奕訢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23年，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等常年兼任总署大臣，总理衙门成为洋务事权高度一致的实权衙门。

奕訢主持总理衙门期间，在推动学习“西文”、培养“联络中外之译才”上用力最勤。他在办理交涉洋务过程中，深感通晓西方语言文字人才的匮乏，为此奏设京师同文馆，招收十三四岁及更年幼的八旗子弟，专习外国语言文字。1862年8月24日，京师同文馆在总理衙门东院正式开办，次年又增设法文馆与俄文馆，三馆各招收10名八旗子弟，随外国教习学习英、法、俄文。1865年秋毕业后，经总理衙门大考，学业优秀者授八九品官衔，奉派出洋，帮办交涉事务，在各种重要外交事件中饱经历练，有的成为外交干才，以张德彝最为典型。

张德彝15岁入英文班学习，毕业被奏保为八品官，以同文馆学生资格见习外交官，19岁起8次出国：1866年随斌椿、赫德出访法英10国；1868年随海关道员志刚、蒲安臣出访美英等11国；1871年作为译官随特使崇厚赴法就天津教案致歉；1876年随郭嵩焘赴英就马嘉理事件致歉并随郭氏驻英，任译官；1887年随洪钧到柏林，任参赞；1890年回国任总署英文正翻译官；1896年随罗丰禄出使，任驻英、意、比参赞；1901年随那桐使日，任参赞；1902年-1906年任驻英大使。

张德彝人生的高光时刻在1891年，与沈铎一起被选为“帝师”，轮流入紫禁城教光绪帝英文，直到1894年，见证了“皇上亲习英文”的热情、“以上行下”引发的英语热及中外舆论的盛赞，而他作为同文馆自己培养的、非科举出身的“帝师”，也为中外所熟知。

天文算学馆是否可设

随着“制器”“造船”运动的开展，奕訢等人认识到“当今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为培养“研精器数之通才”，1866年12月11日奏请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专取满汉举人及五贡生、年在二十以外者及由此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经总理衙门考试录取后，跟随“西人教习”学习天文算学。1867年1月28日，又奏请将招生对象扩大到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进士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2月25日，又推荐翰林出身、前福建巡抚、总理衙门大臣、《瀛寰志略》作者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上谕褒扬徐氏“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希望成为报考之人的表率。

奕訢等用意是训练一批科甲出身、年轻、精通外语与天文算学的高素质官吏，以更好地师夷长技、求富求强。但是，招考翰林进士到新式学堂来“拜夷人为师”，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讲求天文算学，就触及了士大夫的学术取向及夷夏之防等观念，引起京师士大夫的激烈反应。3月6日，御史张盛藻上折，赞成学习天文算学，但反对招收科甲正途人员，认为“自强”之道在“气节”，不在制轮船洋枪，被上谕驳回，但张奏影响很大，“都下一时传诵，以为至论”。3月20日，朝中威望甚高的理学大师、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帝师倭仁上折，反对设天文算学馆，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在传统“华夷之辨”政治文化环境中，在西方列强“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所有“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的环境下，倭仁反对“师事夷人”，极易调动士大夫情绪，形成共同的抵制行为，凡报考者为同乡、同列所不齿。京城内外谣言甚多，翁同龢日记记载：“有对联云‘鬼（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4月6日，奕訢上折，申论增设天文算学之缘由与苦衷，并摘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奏稿信函上呈，请倭仁详细阅看，以备晓底蕴。12日，倭仁又递一折，坚持“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23日，奕訢再上折片，挑明“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他奏请倭仁另设一馆。慈禧当日准恭亲王所请，要他认真组织现投考人员考试，同时命倭仁“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倭仁骑虎难下，25日，他表示“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结果当日慈禧命他到总理衙门任职，与奕訢一起办洋务。倭仁“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是“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倭仁连日请辞不准，29日被迫受命，5月3日佯装坠马，称病不出。6月13日，清廷赏假一月，命他安心调养。倭仁与恭亲王之正面交锋似已平息。

总理衙门的“明理”考试

奕訢方面，遵旨组织考试。由于正途官员对天文算学馆的抵制，“正途投考者寥寥”，奕訢不得不降低门槛，对正杂人员一律收考，共收98人。

6月21日考试，实到72人，试题是“抱义戴仁论”“射御书数明理策”，与此次论争焦点有关。“戴仁抱义”，出自《礼记·儒行》：“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仪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又《论语·为政》云：“子曰：君子不器。”孔子意谓儒者立身处事要有高尚的品德，“抱义戴仁”而行，不以险难改其志操；还必须学习射御书数的基本技艺，精通数学与计算；并能圆融通达，具备多方技能，能适应各种环境和情况。很明显，奕訢等出题用意在于“明理”：千年变局之下，当以“守道”自任与以“救时”为业、以礼义治国与自强求富两种思路发生碰撞时，正统儒学该如何回应？真正儒者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

奕訢勉强招得31名学生，将天文算学馆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社会上议论并未平息。6月30日，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转递一折，直言“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指斥奕訢等人“偏执己见，专擅挟持”，请求撤消同文馆并将负责的大臣停职查办。杨氏以五千余字雄文犯颜直谏，名声大噪，“中外竞传诵其文”，上谕严斥其“甚属荒谬”，同时在7月13日解除倭仁一切差使，仅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8月3日，倭仁销假，专心做他的帝师去了。

而恭亲王奕訢等继续着手天文算学馆的开学事宜。8月15日，奕訢请调专精天文历算的邹伯奇、精通西法算术的李善兰来京任教。10月，又请旨广东、上海同文馆保送优秀生来京深造。12月1日，天文算学馆开学。1868年7月，对北京学生进行例考，仅留十人，与原三馆八旗学生暂归一馆。1869 年丁韪良继任总教习后，京师同文馆相继开设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汉文算学、洋文天文、洋文算学、格物测算、公法学、汉文化学和医学等课程，沿着奕訢等人的设计思路，规模不断扩大。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