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开端。基于人口的持续增长、白银的货币化、商业贸易的兴盛、物质生活的丰富、都市的繁荣以及都市生活方式向广大农村的渗透，明代社会呈现出两个大的转型。一是“社会流动”的加速，因科举而得以晋身的士大夫，逐渐取代魏晋以来的门第、望族，随之形成“士大夫社会”，并经“士商互动”之后，致使原本士、农、工、商等级井然的“四民”社会，转而向“四民”相混转变，或因王纲解纽、礼教松懈而导致社会等级秩序趋于颠倒。二是从“名教”向“人欲”的转变。诸如：个人的价值不再遭受礼教或政治权威的束缚而有所贬抑；道德层面上的“君子”人格，不再高踞于“小人”之上；缺乏知识教养的平民，不再唯士大夫马首是瞻，不再需要士大夫等知识阶层的教诲。进而言之，自宋代以来被儒家奉为自然法则的“天理”受到了部分的质疑，而源自个人私心的“人欲”，则得到了理性的肯定。明代成为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代，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旧的观念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活跃，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进而形塑成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明型文化”。

像明代这样复杂多元的转型时代，因为新生与旧有的事物杂陈，导致对这个时代的历史定位，势必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评价。这就需要后来的研究者以多元的视野，从不同的坐标对明代文化重新加以定位。对明代文化的历史定位加以论定，最为关键的是必须从纵向、横向两个坐标加以考察。

从纵向的坐标观之，明代的文化性格需要置于宋明、明清的比较场域中方可得以凸显。简言之，明代文化虽然承宋而来，但在自我觉醒、人文主义、文化的庶民化与商业化方面则远超宋代，进而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源头。

就整体一致性来说，理学成为宋明两代的时代思潮。换言之，宋明之间的承接关系，相较于唐宋、明清更为突出。有学者将“近世儒学”分为宋(包括元)与明两个阶段，无疑是切中肯綮之见。就学术的内在传承性而言，清学实则对明学不乏继承之处。诸如：作为清代考证学理论渊源的“经学即理学”之说，实则创始于明人归有光，钱谦益对此说有所继承，经顾炎武的发扬光大，而后汇入乾嘉汉学的主流；清嘉道年间边疆史地学的兴盛，尽管有乾隆以后“边徼多事”的外在原因，但显然与晚明因“南倭”“北虏”问题而大量涌现的北方边防、东南海防著作，在学脉上也不无承袭关系。

就宋明、明清各自的差异性而言，明代的文化性格，既不同于宋，也有别于清。有的研究成果无疑过分夸大宋代文化的偏差。如宫崎市定称，只有宋代文化才配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宋代已近乎完成了“中国的近世”。明代仅仅是在重复宋代的历史，甚至“稍呈停滞的倾向”。细加考察不难发现，宋学呈现出来的是关于宇宙论、人性论的近代思辨之学，但宋儒多墨守成规，不知变通，难免流于执己穿凿。至明代王阳明良知之学一出，则尽扫宋儒支离之病。就社会阶层的平等性来说，宋代无疑已经具有平民化的趋势，但因宋去唐不远，导致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依然有所残留。正是在这一点上，明代相较于宋代更为进步。宋代的精神文化，更多地带有理性的色彩，并充满“静深严肃”的风气；而明人则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是去追求感情丰富、生意盎然的东西，不再与生命相游离。

毋庸讳言，明代是经学的衰退期。清学正是因考证学、文献学的繁盛而区别于明学，并因此而得以自豪。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代经学衰退的背后，正好呈现出对传统古典主义的破坏，进而形成一种不再执着于传统而立足于自由立场的风潮。即使是从一代精英的文化生活与生活方式的角度着眼，“明型文化”与“清型文化”同样畛域井然：明人通过集会、讲会、结社等形式，形成独特的讲学文化；明代的文人好名，通过各种方式经营自己的生活圈，生活方式不再循规蹈矩，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自我表现。反观清代，随着政治与思想气候的变化，在明代相当兴盛的讲学文化、文人文化随之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比较“循谨中庸”的生活方式。

从横向的坐标观之，至少在16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还不在欧洲。自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城镇日渐兴起，庶民阶层与商人阶层的地位渐趋重要，识字人口大为增加。随之而来者，则是展现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说、戏曲及实用科技多有发展，贴近百姓日用的王学大行其道。基于这些事实，称明代尤其是明末的思想已经达到儒家思想发展的顶峰，并对未来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该说符合历史的实际。不只如此，东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至少在明代呈现出一种同一性。换言之，明代文化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市民文化的色彩，不仅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始，更是与人类历史的近代化趋于一致。

若将视野重新回到明代文化的认知与定位上，那么，可以建构起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从全球史的视域来看，明代的贸易已经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体系，且中西文化交通渐趋频繁，明代的文化自然也存在着融入世界文化体系的倾向，进而导致在明代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与世界文化合辙的面向。明末人文主义的勃兴，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从本土性的视阈来看，明代文化自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个性，且在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本土化的特色。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